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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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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
11月7日,第二届当代中国治理前沿论坛暨“走向全面现代化的中国治理”研讨会在我校文欣校区举行。常务副校(院)长陆发桃致辞,副校(院)长陈立旭和教育长骆梅英出席会议。会议围绕“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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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第37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21-03-15
上一期   
本刊特稿
数字治理的效度、温度和尺度
郑磊
2021, 37(2):  5-12. 
摘要 ( 40 )   HTML ( 8)   PDF (1158KB) ( 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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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数字治理在许多国家迅速推进,实践者和学术界对于数字技术赋能治理的前景充满了期待。然而现有研究表明,只靠技术的单兵突进和刚性嵌入,而缺少理念的更新、制度的变革、组织的转型、法治的规范和伦理的关切,数字治理既未能充分借助技术的能量,实现对治理的有效优化,还可能带来预期之外的副作用,影响人的体验和感受,抑制人的自主性和参与度,损害人的权益和尊严。因此,对数字治理的目标期望和推进方式应进行反思和调整。首先,技术赋能不等于技术万能,对数字技术赋能治理的期待应切合实际。其次,推进数字治理不能只靠技术的单维度赋能,还需要理念、制度、组织、法律、伦理等多个维度的协同支撑与规范制约。不能只考虑技术上“能不能”的问题,而不考虑管理上“可不可行”、公众感受上“好不好”、法治上“可不可以”的问题。数字治理应以人的感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把握好效度、温度和尺度,这三个“度”将直接影响人民群众在数字时代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执政党治理.全面从严治党专题
论党内政治生态:理论内涵与生成机制
杨俊, 宋世奇
2021, 37(2):  17-25. 
摘要 ( 18 )   HTML ( 5)   PDF (1182KB) (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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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政治生态”是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新理论范畴。在中国共产党这个具有特殊性质的政治组织内部,有着特定政治要求的个体行为主体(党员)和有着特定功能划分的行为群体(党组织),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政治活动,产生着种种联系和互动作用,党内这些相互交织着的政治活动和关系结构所呈现出来的总体状态及其整体风貌、氛围,即为党内政治生态。党内政治生态关键变量是行为主体的行为选择,而行为选择是在特定的价值取向和制度环境下产生的。通过分析党内政治生态的运行机制与演化逻辑,可以更加深刻地分析“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生成机制以及党内政治生态“受到污染”的内在原因,进而形成对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对策思考。

全面从严治党何以提升中国民众的政治信心——来自CSGS2015的实证证据
苏毓淞, 汤峰, 褚向磊
2021, 37(2):  26-38. 
摘要 ( 10 )   HTML ( 4)   PDF (1182KB) (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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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反腐败以前所未有的高强度姿态在国家各领域开展,对中国社会和民众心态产生深刻影响。在应然层面,相关研究肯定了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对提升中国公众政治信心的积极作用。不过,上述论断还有待充足的经验证据对其进行实证检验。学界对反腐败提升公众政治信心作用过程的系统性探讨仍有不足。鉴于此,文章从“公众对政府清廉感知”着手,通过对2015年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CSGS)数据的实证分析,解答全面从严治党何以提升中国民众的政治信心。研究发现如下:第一,高强度的反腐败行动提升了中国公众的政治信心。第二,公众对政府清廉感知的不同来源会对政治信心产生相反作用。间接评价正向影响其政治信心,即政府清廉感知的间接评价越高,公众对政治信心的评价水平就越好,而公众清廉感知的直接经历负向影响政治信心,并且间接评价的作用大于直接经历。第三,在反腐对政治信心的提升作用中,公众对中央的政治信心高于地方。公众的政府清廉感知对中央、地方政府的政治信心分别产生独立影响。不过,这种独立效应仅存在于间接评价对政治信心的影响上。此外,反腐对公众政治信心的影响还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治理研究的回溯与前瞻——以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文献为中心
何旗
2021, 37(2):  39-51. 
摘要 ( 8 )   HTML ( 2)   PDF (1226KB)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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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刮骨疗毒决心和雷霆万钧手段“打虎、拍蝇、猎狐”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和管党治党的一张亮丽名片,它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社会发展走向,也为中国反腐败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国内学界围绕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治理的方略与举措、成效与原因、意义与影响、挑战与趋向等问题展开广泛深入研究,形成了丰硕的成果,为帮助人们正确认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治理怎样为、为何能及未来如何为等重大问题累积了知识和提供了参考。今后深化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治理研究需要多方面努力。在研究思路上,要从宣传性的政策解读向深度的学理探究转化;在研究领域上,要深化对若干基本问题或重大理论问题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要重视个案、实证和比较研究。

国家治理.“三基建设”专题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三基”取径——基于平安中国建设的思考
曹海军, 梁赛
2021, 37(2):  52-62. 
摘要 ( 12 )   HTML ( 3)   PDF (1100KB) (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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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必先治安,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是更好夯实“中国之治”根基、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好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必然要求。治安必先固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抓手,基层组织、基础工作、基本能力是着力点,这是由基层组织在平安中国建设当中的特殊地位、特有优势和特别任务所决定的,也是对“平安为了人民”和“平安依靠人民”等治理规律的科学认知。协同机制是理解和把握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基础工作的锁匙,通过聚合党的政治领导优势、政府的职能优势、市场主体的竞争优势、社会组织的服务优势以及人民群众的主体优势能够实现基础工作的组织联动效应、社会互动效果、专群齐动效能。基本能力是基层组织做好基础工作必须具备的本领和素养,这需要从加强组织领导、攻坚克难、舆论引导、依法办事等基本政治能力,提升网格能力、科技能力、开放能力、服务能力等基本治理能力以及巩固全面联系、重点维系、组织群众参与等基本群众工作能力入手,夯实平安中国建设的根基。

组织网络、制度型塑与能力提升: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三重路径——以山西省“三基建设”为例
郝炜
2021, 37(2):  63-72. 
摘要 ( 13 )   HTML ( 4)   PDF (1155KB) (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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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需要外部力量与内部资源的有机整合与协同,最终构建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山西省开展的全省域“三基建设”行动,较好地实现了基层党建工作效能提升与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协同推进。其中,通过建强基层组织强化了乡村治理的跨部门和多层级主体协同联动,构建了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组织网络;通过夯实基础工作实现了乡村治理资源的有效整合与下沉,深化了乡村治理机制的制度化、标准化和精细化程度;通过提升基本能力激发了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有效提升了乡村基层组织和个体的治理能力。

街道治理能力提升的困境与进路——基于公共服务动机的视角
张平, 刘伟民, 崔子傲
2021, 37(2):  73-81. 
摘要 ( 11 )   HTML ( 5)   PDF (1202KB)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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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意义重大。以公共服务动机为核心的街道软治理能力面临着诸多困境,表现为部分街道干部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兴趣弱化并带有功利性,对公共利益的承诺——“守初心”有待加强,亲社会性的同情心体验不够深刻,勇于自我奉献的精神境界尚需提升。为此,提出了强化街道干部决策参与成就感,提升公共服务主动性;提高街道干部公共利益承诺水平,永葆服务初心;培养街道干部共情能力,夯实公共服务的情感基础;弘扬街道干部自我奉献精神,升华街道治理新境界等举措,以期为增强街道治理能力提供有益借鉴。

浙江现象与经验
基层治理变革中的乡村治理制度创设研究——以浙江象山“村民说事”为切入口
靳永翥, 赵远跃
2021, 37(2):  82-91. 
摘要 ( 11 )   HTML ( 5)   PDF (1149KB)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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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个治理有序有效的中国基层,着力应对新时代矛盾和问题交织重叠的现实挑战,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重塑社会治理机制的重要前提。当前中国基层治理面临着内生秩序多元关系谱系的流失与基层民众在公共事务上“失语”等问题,反映出基层治理场域中有效制度供给的阙如,这使得基层治理进程尤其是乡村治理无法均衡推进,呈现出治理“内卷化”特征。本着“小切口打开一个重叠的乡村世界”的认知逻辑,以浙江象山“村民说事”为切入口进行研究,发现以“说、议、办、评”为核心的象山共治运行体系所隐含的制度功能性创设,将在一定程度上为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中繁复问题的纾解提供“药方”。在这个由多元行动主体构建的光谱中,乡村治理中的议事制度创设可以“见微知著”,以自下而上为出路,走出一条上下协序贯通的基层治理变革之路,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从而产生中国基层场景的标志性知识。

社会治理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移风易俗和乡村社会秩序重塑——以河南省N县农村高额彩礼治理为中心的考察
郝海波
2021, 37(2):  92-101. 
摘要 ( 15 )   HTML ( 2)   PDF (1215KB)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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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以礼制和伦理为联结机制的乡村社会共同体已趋于解体,乡村治理的内生机制严重不足,社会秩序塑构也成为亟待解决的治理难题。农村高额彩礼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乡村社会秩序失范的一个缩影。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既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振兴的软件基础,更是促进乡村社会秩序良性运转的重要推动力量。论文以河南省N县农村高额彩礼治理实践为考察中心,依据新制度经济学下路径依赖理论的解释模型,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探析农村高额彩礼演进过程中认知锁定的生成机制,并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剖析认知锁定的突破路径,以期对构建新时代乡村治理秩序有所启示和借鉴。

经济与治理
内生交易费用与流通成本的变动——兼论互联网平台交易费用内生性路径
程艳, 贺亮
2021, 37(2):  102-109. 
摘要 ( 9 )   HTML ( 1)   PDF (1136KB)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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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流通费用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集聚理论为基础,分析内生交易费用与流通成本变动的关系,探索流通成本变动背后的制度因素以及互联网平台内生交易费用的路径。研究发现,影响流通成本变动的制度因素有政策制度、契约联结的市场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基于企业与市场价格机制之间替代关系的阐述,认为流通成本会伴随着企业内化市场交易费用而降低。互联网平台作为特殊的企业形式在交易过程中同样扮演着节约交易成本的角色。互联网平台所具有的价格公开、信息高度透明等特性,决定了市场制度安排对平台参与者的约束效用远远低于传统实体企业。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力似乎更强,平台仅需花费少量的组织和管理费用,就能借助买卖规则、声誉机制、平台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安排,降低市场交易过程中的搜寻成本,减少甚至避免因契约纠纷产生的附加成本。当然,非正式制度过度的约束也将诱发制度壁垒过高甚至形成行业垄断,这显然有悖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政府寻找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约束的边界范围将是今后关注的重点。

龙头企业知识溢出、治理效应与产业集群创新绩效.
叶海景
2021, 37(2):  110-117. 
摘要 ( 10 )   HTML ( 2)   PDF (1282KB) (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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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企业的科技创新通过知识溢出和治理效应影响整个产业集群的创新绩效。集群内存在兼具正效应和负效应的知识溢出,龙头企业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知识溢出的速度和规模,发挥知识治理的作用。在相关文献综述的基础上,以温州地区产业集群龙头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知识溢出与治理双重效应模型,实证分析表明该区域龙头企业的科技创新对产业集群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知识溢出与治理效应对产业集群创新绩效存在正向影响却不够显著;相比较传统产业集群,新兴产业集群的知识溢出与治理效应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深入剖析实证结果着重提出了提升知识溢出与治理正效应抑制负效应的多层次治理体系,加快实现创新型产业集群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法与治理
危害控制类行政许可的价值功能重塑——基于野生动物许可管制措施的思考
李延吉
2021, 37(2):  118-128. 
摘要 ( 10 )   HTML ( 3)   PDF (1210KB)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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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控制类行政许可是指以预防和控制社会危害性活动为目的的许可,具有超强的管制属性、超大的适用空间和超高的许可风险。我国以《野生动物保护法》为基础构建起的野生动物许可管制体系,高度契合危害控制类行政许可的类型化特征,在法律识别标准上应将野生动物与一般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区别开来,突出公共秩序和人身安全属性。从管制效果看,野生动物许可管制措施显然未能实现预期规制目的,准入标准和后续标准缺乏有效衔接,前端许可成本过高,私人主体参与空间极为有限,多重因素叠加加剧许可失灵。反身法理论为危害控制类许可提供了替代思路,通过强化受规制的自我规制能够大幅减轻政府规制负担,在野生动物行政管理上探索反身法框架下的公私法融合进路,或许是一个可能的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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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浙江行政学院)
主  编:陈立旭
刊  期:双月刊
开  本:大16开
邮发代号:32-90
单  价: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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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0571-89081390
国内统一刊号:33-1406/D
国际标准刊号:1007-9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