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标志物的文化功能与治理效用——以埃菲尔铁塔为例

□ 王济民

摘要:城市标志物作为城市枢纽节点自古以来备受关注。以埃菲尔铁塔为样本的文化治理实践,揭示了城市标志物在社会价值协调、秩序生成、行为规训等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借助城市标志物参与社群核心价值建构、促进区域空间与伦理秩序优化、担当社会教化和行为导向介质使命的三维分析框架,导引出当下我国优化城市标志物建设以促进文化善治三个方面的策略:明晰标志物建设的价值面向,优化城市标志物的空间设计与营造,重塑以城市标志物为核心的建筑空间教化体系,从而为城市赋能,为治理敦序。

关键词:城市;标志物;埃菲尔铁塔;文化功能;治理效用

城市标志物,是城市空间的重要部分,是城市体验的重要场所,是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是城市精神的重要载体,对于城市品位提升、城市体验优化、城市形象传播、城市精神塑造等意义重大。在城市标志物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的当代社会,城市标志物既是一种文化载体,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更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文化治理手段。本文以埃菲尔铁塔为例,通过对城市标志物的文化功能及治理效用进行考察,探究城市标志物参与文化治理的一般进向,试图建构分析评判城市标志物文化功能与治理效用的理论框架,并就当下中国都市语境优化城市标志物建设以促进城市文化善治的路径进行了探讨。

一、城市标志物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文化治理功能与效用

从既有文献梳理情况来看,关于城市标志物文化治理功能方面的直接研究几近空白。与这一主题相关的文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化的治理功能效用的研究,为本文考察和分析城市标志物的治理向度提供了理论基础。葛兰西提出“经由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治理[注]陈翠芳:《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中国解读》,《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10期,第100-106页。;本尼特认为文化既是治理的对象与目标,又是治理的工具[注]Bennett T.,Civic Laboratories:Museums,Cultural Objecthood and the Governance of the Social.Cultural Studies,2005,19(5):521-547.;王志弘对文化在城市社会系统中的治理功能进行了重点研究,认为“文化治理概念的根本意蕴,在于视其为文化政治场域,亦即透过再现、象征、表意作用而运作和争论的权力操作、资源分配,以及认识世界与自我认识的制度性机制”[注]王志弘:《台北市文化治理的性质与转变:1967-2002》,《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3年第52期。,并对台湾的文化产业、机构、地景进行了实证分析[注]王志弘等:《文化治理与空间政治》,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版。;吴彦明在批判和借鉴王志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文化之所以能被治理”“治理得以文化人”[注]吴彦明:《治理“文化治理”:福柯、班内特与王志弘》,《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6年第82期。;吴理财等人对公共文化服务系统在文化治理功能效用进行了研究[注]吴理财:《把治理引入公共文化服务》,《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6期。,强调文化治理的本质是“要透过文化和以文化为场域达致治理”[注]吴理财:《文化治理的三张面孔》,《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邓肯等人以城市博物馆为对象,就博物馆这一特定物对城市市民的文化规训过程进行了研究[注]Duncan C.,Wallach A.,Universal Survey Museum.Art History.1980 Vol 3,4:448-469.。二是从文化视角对城市标志物的研究,启发了本文对于城市标志物的文化定位。林奇[注][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方益萍,何晓军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从城市(文化)意象视角,指出标志物对于空间识别和体验的影响;芒福德[注][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宋俊岭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的文化容器说,强调“城市标志物是它那目的性很鲜明的、无比丰富的社会构造”;索尔[注]Carl O. Sauer,Foreword to Historical Geography.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41,31(1):1-24.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深化了人们对于城市标志物作为文化景观的认知。此外,陈野以浙江农村文化礼堂为样本,研究和阐述了其在重建乡村公共生活空间等六个方面的治理效用[注]陈野:《文化治理功能的浙江样本浅析——以农村文化礼堂为例》,《观察与思考》,2017年第4期。,在一定程度上与研究主题有共通之处。

因而,坚持城市标志物的文化定位,聚焦城市标志物的文化治理向度,从埃菲尔铁塔这一样本出发,探讨城市标志物的文化功能与治理效用,是一个极富新意和价值的研究课题。

二、埃菲尔铁塔成为巴黎标志物的文化叙事

该项目是1889年巴黎世博会的献礼工程,法国雄心勃勃,志在创作一件能够象征当时欧洲工业文明发展成果的巨作,超越30多年前的伦敦万国博览会的“水晶宫”。志在超越一切历史建筑、展示法兰西雄心的标志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必然的文化意义。建筑师居斯塔·埃菲尔的方案从700多件征集作品中脱颖而出,于1887年1月8日中标。

1.社会整合:争议与非议的文化性事件

埃菲尔方案的横空出世,无疑是横亘社会各界的思想事件。在筹委会以及诸多名流、市民的心中,入选方案应是古典风格的,亦即传统手法的集雕像、纪念碑、园林为一体的建筑群;但埃菲尔的设计最好地契合了征集活动的主旨——现代性文化:建筑材料的现代性、建筑技术的现代性、建筑造型的现代性。作为一个举国关注的重大的观念事件,设计入选之日,即非议涌现之时。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知识界、文学家和艺术家针对其造型的风格与突兀,建筑行家、数学家则针对其独特的用材、工程设计表示质疑。反对的声浪从铁塔设计图纸公布之日就未平息,当年2月14日《时代报》刊载的《艺术家抗议书》声称,黑铁塔蔑视了巴黎特色、威胁了法国历史,其野蛮格调破坏了整个巴黎建筑氛围,对于古典巴黎是一场噩梦。在对于铁塔的攻击和对于巴黎纯粹天空的捍卫中,爆发了一场以“反对300米”为名的社会运动,反对者中有大名鼎鼎的莫泊桑、小仲马、古诺德、克尔尼、魏尔伦等。作家笔下的意象是尖刻的:“变了形、未完工的铁桅杆”“可悲的高脚灯台柱”“空壳蜡烛台”等。魏尔伦(Paul Verlaine)宣誓宁愿绕道走也不看它一眼,莫泊桑(Guyde Maupassant)表示铁塔建成之日即其出走巴黎之时。然而,伴随着埃菲尔铁塔落成,1889年巴黎世博会开幕式铁塔上爱迪生最新发明的白炽灯将夜晚的世博园区照得如同白昼,巴黎人争议的主调由非议转变为惊叹。事实上,原定用20年经营权回本的项目未等世博会结束即开始盈利,经济上的成功反证了公众对埃菲尔铁塔所尝试的巴黎新式体验的充分认可。

建筑评论家保罗·戈德伯格说:“建筑是一个强有力的图标,因为它比其他艺术都更能代表共同的体验,比共同文化体验的其他大多数方面都更能产生共鸣。”[注][美]保罗·戈德伯格:《建筑无可替代》,百舜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埃菲尔铁塔显然是最能引起集体共鸣和文化体验的那一类。把巴黎市民卷入这场思想文化事件的埃菲尔铁塔,在争议与非议中声名鹊起,并抽象成为巴黎市民心理共同体。随着铁塔的建成和被接纳,巴黎市民在这场空前的文化事件中,完成了公共的意见整合和社会的文化整合。以埃菲尔铁塔事件为起点,巴黎的文化接纳性与价值张力走在了前列,从而奠定了“十九世纪的巴黎”走向伟大的社会基础。

2.秩序重构:空间和视觉重构的文化性体验

埃菲尔铁塔作为功能性存在,既是眺望巴黎的看台,也是被巴黎瞻观的风景。首先,埃菲尔铁塔是观赏巴黎风景的制高点——“首都的瞭望台”。置身这个制高点上,戴高乐广场、先贤祠、巴黎圣母院、瓦勒林山等巴黎名胜尽收眼底,一种新的体验巴黎的审美视角被创造出来了。其次,埃菲尔铁塔是巴黎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巨大、反弓的A形钢筋造型,324米高的钢架镂空结构塔身,挣脱了古典的穹窿顶风格的桎梏,优美而不失大气,俯瞰世界,宣示着力与美。身处巴黎几乎任何一个角落,抬头都能看到映入眼前的铁塔,即使一时一地看不见,所有人依然感觉“铁塔总在那儿”。埃菲尔铁塔作为一种文化景观,以无与伦比的魅力吸引着巴黎人的关注、凝视乃至全世界的目光。对于外人,没登上铁塔仿佛羞于提及见过巴黎一样。从1889年建成到2007年累计游客量超过3亿人次,是法国乃至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旅游景观。

罗伯特·格迪斯曾指出,“建筑具有超越个人、团体和机构对服务功能的需要的表现力,它表达事实和感受、地点和场合、观念和梦想。”[注][美]罗伯特·格迪斯:《适合:一个建筑师的宣言》,张淳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42页。埃菲尔铁塔对巴黎空间秩序的重构,始于巴黎城市物理空间,反映到人的视觉空间,进而沿着视觉空间不断向知觉渗透、侵蚀,直至在巴黎人和每个来到巴黎的人的精神心灵空间上占据一块领地。

3.行动导引:创新与复兴的文化性标志

埃菲尔铁塔作为巴黎乃至法国标志是物质层面的,也是精神层面的。从建筑创新上看,它是第一座真正现代化了的建筑巨作,在整个人类建筑历史上,带动了一次技术飞跃。巴黎圣母院、卢浮宫、凡尔赛宫等仍然属于传统哥特式建筑范畴;稍早的水晶宫作为现代建筑的源头是不彻底的,虽然它是历史上首个用现代建材(玻璃、钢铁和木材)建造的大型建筑物,但它的形制仍是古典意义的;到了埃菲尔铁塔,从建筑用材、技术、塑形,全面地、彻底地现代化了。埃菲尔和他的工程师团队用1.8万根梁柱、250万支铆钉,建造出了这座当时世界第一高的建筑,所有部件统一生产编号、一次性组装完成,设计之科学、计算之精确、技艺之精湛,创造了同时代建筑史的高峰。此外,铁塔在选址、造型、体量等方面创新,无不构成向新世纪的一跃。在罗兰·巴特看来,用材的改变带来了“想象力方式的根本改变”,“象征着建筑学向工程学的过渡”,挑战并改写了学术界和社会大众的认知模式。

从社会进步的角度上,埃菲尔铁塔既是现代主义的巴黎一次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胜出,也是巴黎人民在行动上拥抱现代主义的一次宣示,更是巴黎社会文化创新之路的一次大跃进,巴黎通过埃菲尔铁塔事件在人类建筑史、工业文明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从国家竞争的意义上,埃菲尔铁塔对伦敦水晶宫形成的全面超越,对当时在英法竞争中处于颓势的法国人如同一支强心剂,极大地刺激了法国社会复兴的欲望和行动。项目组委会宣称铁塔即“胜利的标志”,法国社会各阶层更是在埃菲尔铁塔的胜出中,获得了民族持久被压抑后的快感,埃菲尔铁塔也成为法国人追求复兴、矢志强国的“梦幻的结晶”。

三、埃菲尔铁塔作为城市标志物的文化功能与治理效用

罗兰·巴尔特说过:“我们的问题始于埃菲尔铁塔,我们得到的答案同样也恰如其分地印证于埃菲尔铁塔。”[注][法]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埃菲尔铁塔》,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3页。通过对埃菲尔铁塔作为城市标志物、参与文化治理行动的考察,不难发现,城市标志物的生成即其参与文化治理的实践过程。在相当程度上,这种文“化”人的过程,是以文化为内核,在物理、生理、心理等多个层面同时酝酿和发生的。

1.价值层的协调与引导

标志物,是物的层面,更是文化心理认知的层面。一个成功的标志物,必然是所处城市共识的凝聚、城市精神的表达,是一种城市雄心和城市态度的现实观照。但问题是,城市中不同群体、阶层、组织、团体,所持的思想观念、利益诉求、希望预期必然存在分歧,在这些多样化诉求和多元化驱动之中,寻求行动的协调和合理的张力,正是社会善治的主要目标。城市标志物是如何协调社会行动的呢?埃菲尔铁塔案例画出“最大同心圆”的过程启示了一条路径:制造轰动事件-导向文化认同-强化价值超越-走向符号转喻。

制造轰动事件,设置价值争议议题。伟大城市标志物的诞生,必然伴随着社会内部思想观念、各方力量的冲突,关键在于要借助城市标志物的孕育过程合理宣泄、引导甚至借用好冲突的能量。以观念事件引发轰动来制造焦点事件,为城市标志物设置社会议题,点燃价值之争的“导火索”,可谓屡试不爽。埃菲尔铁塔以其突兀的、另类的、甚至在当时看来偏离潮流的观念设计,以及彻底的现代工业文明对传统巴黎的冲击,引发了巴黎上下观念层面的巨大轰动,从其爆炸性以及社会力量卷入的深度来评判,毫无疑问是成功的,它卷起了巴黎社会的思想观念领域的旋风。

导向文化认同,搭建价值认知的自然联接。轰动是即时性的,要把轰动带来的印象转化为公众认同乃至持久的记忆,需要进一步的观念建构;其关键,在物化的标志物与城市背景文化、公众认知图谱之间建立价值观念上的联接。埃菲尔铁塔的这种联接主要是通过两个层面实现的:一是铁塔自身蕴含的那些自明性要素,如毫不掩饰的力与美、超越一切的高度与追求、用材风格的现代性、铁塔形制的唯一性与垄断性,同当时巴黎这座城市的雄心,以及它的时尚、前卫、包容等精神具有天然联系,从根源上讲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埃菲尔铁塔出现在巴黎而非伦敦、罗马或其它城市;二是在铁塔强加于巴黎市民视觉景观所引发的抵触性消解后,反过来变成了引发市民关注议论和巴黎文学艺术创作的热情之源,进而推动了埃菲尔铁塔的符号化,铁塔的象征意味随之被发散性地进行各种解读。当埃菲尔铁塔由内而外、由本体到符号建立起了同巴黎的自然联接后,巴黎社会稳定的价值认同就形成了。

强化价值超越,推动主体性建构。标志物所宣示的意义越有独到之处、越有影响力,就越容易从众多标志物中脱颖而出走向伟大。就埃菲尔铁塔而言:从历史性的宏观叙事来讲,它从诞生之初在巴黎世博会上象征着法国19世纪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就和现代化带来的勃勃雄心,到世博会热情消退后成为勇于创造和引领革新潮流的巴黎精神象征,到今天作为19世纪工业文明记忆的象征。从短时性的微观叙事而言,铁塔有诸如巴黎巨人、云中牧女、铁娘子等等代号,这些符号通过文艺作品等方式得以确立,并经由媒介传播后,引来内、外部更广泛的认可和追捧,推动其地位的不断提升和超越。在这个价值超越的过程中,每个巴黎人都感知到埃菲尔铁塔承载的文明力量、发出的文化感召,并沿着其价值指引的方向行动。

走向符号转喻,促进价值传播。城市标志物确立的过程,往往是其独特的标识性符号(包括但不限于基于标志物原形衍化出来图片、漫画、纪念物、广告、明信片……)得以认同和传播开来的过程。犹如埃菲尔铁塔这个标志性符号飘洋过海,出现在美国的电影里、英国的报纸上、中国的教科书里、澳大利亚的旅行社广告里,成为法国的典型象征和超级符号;当这种标识性符号的传播广泛到足以凌越其它城市意象(包括所在城市其它标志物、其它城市类似标志物),在公众印象中获得某种垄断性或指代性地位之后,转喻就形成了。转喻一经确认,便会凝聚成为城市标志物场所精神的内核,甚至成为一座城市的象征、一个民族的图腾。

2.功能层的“秩序轴心”

标志物在城市空间领域,特别是在标定方位、组织秩序、丰富层次、表达意义等方面功能,奠定了标志物成为局部空间乃至整个区域秩序轴心的基础。出于本能,人们对城市环境越陌生、对标志物的依赖程度就越高,穿梭在城市的游客会在心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勾画出一条与城市标志物的连线,上学路上的孩子会在心中勾画一张通往学校大门的心理线路图……标志物在城市空间的这种作用机理本文称之为“秩序轴心”,这种“秩序轴心”与史蒂文斯的“坛子效应”具有共通之处。

“坛子效应”,源于美国著名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nce Stevence)和他的作品《坛子轶事》,在本研究看来,它揭示了艺术创作如何从混沌中生产出秩序[注][美]史蒂文斯(Wallance Stevence):《坛子轶事》,陈东飚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3页。。诗以思想性假设开头:“我把一只圆形的坛子/放在田纳西的山顶。”诗人并没有说放在最高的山顶,即便这样,一个小小的坛子让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凌乱的荒野/围向山峰。一种秩序迅速凝结——荒野向坛子涌起。静态地就坛子来看,行为本身和空间位置关系平淡无奇——圆圆的坛子置在地上,高高地立于空中。但诗人敏锐地把大视角下坛子与群山的张力推到读者面前——它君临四界。就全诗来看,平淡无奇的坛子,驾驭了山峰、荒野,乃至整个田纳西。诗中的坛子(jar),据学者Roy Harvey Pearce考证,是史蒂文森到田纳西旅行随身携带的果汁罐。当一个普通的饮料罐置于山巅,罐子还是那个罐子,荒野还是那片荒野,但顷刻之间,荒野围绕着罐子,产生了不再凌乱、向心的神奇的秩序。在整个形而上的思想事件中,即刻让读者产生现实中的震撼性体验。

对应到城市中,标志物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坛子”;它改变原有空间格局、生产以该节点为中心的秩序与形态,这种中心认知既是视觉的、也是心理的,既是个体的、也是群体的,因而称之为“秩序轴心”。埃菲尔铁塔作为“秩序轴心”,俯瞰全城,巴黎尤如“掀开了硕大无比的盖子的幻觉,盖子下笼罩着千家万户的私人生活”,河流、绿荫、溪谷向脚下涌来,川流不息的人潮在铁塔与天际间架起纺车,戴高乐广场、巴黎圣母院渐次延展……巴黎在铁塔身下,原有空间组合被分离,一种新的联结得以建立,以适应更大的空间体验。如果把瞻观的视角切换到塔脚或者巴黎其它角落,目光总会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转向铁塔,它可能矗立于你抬头的穹顶、可能被框在你的车窗、可能闪烁于你的巴黎之夜,但它无处不在、形影不离,予你一种不用担心迷失的心之所安。正是有了埃菲尔铁塔这个“秩序轴心”,一种前所未有的空间景观和秩序产生了,巴黎增加了某种令凝视者既亲近、又熟悉的东西,并发乎自然地想要对其作出各自的译解。

对于埃菲尔铁塔,罗兰·巴尔特给予了“秩序轴心”视角的书写:“当我们望着它时,它是一件物体;当我们想象它时,它是一种象征;当我们登临铁塔游览时,它就变成了一种目光,并因此构造着作为其注视对象的、既伸展于又收拢于其脚下的巴黎。”[注][法]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埃菲尔铁塔》,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埃菲尔铁塔演示了“秩序轴心”功能效应的作用过程,也生动解析了城市标志物对秩序的改变和对体验的影响。这种功能,无时不刻不在影响市民认知,并推动标志物走向秩序的中心。

3.行为层的规训与升华

每一座城市标志物,都是一件公共艺术品,而且是带有强烈视觉和精神冲击的文化艺术品。如同本尼特[注][英]托尼·本尼特:《文化、治理与社会:托尼·本尼特自选集》,王杰等译,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第465-512页。等人认为的,公共文化场所通常不仅会带来话语规则的改变,而且还会生成某种集会社交的行为规范,这一过程本文称之为规训功能。城市标志物作为公共文化艺术品,通过以独特的方式影响、引导瞻观者,看什么、怎么看甚至怎么想,从而实现规训价值。按照邓肯(DUNCAN)的研究,城市标志物“被设计为一个现代的,仪式化的场所和空间,观众在完成一次艺术朝圣之后,实现个体升华”。

就埃菲尔铁塔而言,当人们试图靠近埃菲尔铁塔时,面对高达324米A形铁塔,人与塔尺度的巨大反差,会自然生出一种自我的、个体的渺小感,面对着突兀的、直插苍穹的钢铁巨人,这种伟大构造并非上帝恩赐,而是现代的理性与技术的力量,使铁塔直抵天穹,进而产生对铁塔及其背后技术理性的景仰、敬畏和推崇,由此便在人们心中埋下了科学与理性的种子,像埃菲尔这样的工程师成为巴黎青年崇尚和追求的职业。当人们整理心绪登临埃菲尔铁塔时,沿着为游客打造的环形通透通道,把自己置身于铁架撑起的旷远无边的虚空,一层层地向上攀沿、一步步地接近天空,渐渐地笼罩在《圣经》“通天塔”情结之中,那种接近上帝的肃穆、庄严,把登临者推向一种宗教般的朝圣之旅,触发人心灵和精神深处道德的净化、灵性的升华,正如巴尔特所持有的观点,“游客参观铁塔是为了参与一个梦幻,在此梦幻中铁塔与其说是一个真实的物体,不如说是一种意义衍生的凝聚器”[注]肖伟胜:《作为目光、物体和象征的“埃菲尔铁塔”》,《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7期。。当人们站到塔顶的看台时,触目所及,古老而又厚重的巴黎开始在登临者脑海中破译、解码,一幅新的、唯智主义样式体验图景出现了,“它所呈现的是被读解的世界……游览者会在不知不觉中实践着结构主义……他们会依据脑中关于巴黎的全景图去感知这个功能空间中的对象,进行区分和组合,从而构造出关于巴黎的全景。[注]肖伟胜:《作为目光、物体和象征的“埃菲尔铁塔”》,《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7期。”这种新的认知往往会促成人们更深层次地感知城市意蕴、融入巴黎文化、爱上巴黎生活,并有志于成为巴黎的一部分。而在日常,埃菲尔铁塔牢牢地占据着巴黎天际线,当巴黎人在抬头的间隙,铁塔总是第一时间映入眼帘,仿佛所有巴黎人都被铁塔凝视着。这时,铁塔这个恒久的“它者”,会时刻提醒着巴黎人“我们”这个主体的存在感,从而强化了巴黎人“共同体”意识。巴尔特把铁塔给人带来的这种影响和改变称之为“入族”礼仪功能,铁塔对于外来者标志着向巴黎“共同体”过渡的入口,人们通过瞻观、登临铁塔行“入族礼”,并接受埃菲尔铁塔所承载的“力与美”“光荣与梦想”等精神滋养,从而接受巴黎精神的洗礼与接引,成为巴黎精神、规范的“铁杆粉丝”。

四、分析评判城市标志物文化功能与治理效用的三维进向探讨

对埃菲尔铁塔案例的深度考察,初步揭示了城市标志物参与文化治理的基本逻辑与功能效用。然而,人们对于这主题通常更多地关注:在城市标志物的设计打造上,如何把握和发挥其文化治理的功能;对于一个城市的标志物,如何分析和评判在文化治理层面的效用。基于此,我们试图从文化治理的视角,构建一个分析城市标志物治理功能与效用的三维框架。

1.参与社群核心价值建构

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表示,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由两种精神力量所引导,一种精神力量是实事认识,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另一种精神力量是价值观念,解决“应该怎样”[注]李连科:《价值哲学引论》,商务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城市标志物作为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合体,作为城市的精神橱窗,往往通过特定的形式表达和传递着城市的核心价值,为市民提供向内(自身世界)和向外(外部世界)两个层面,特定的价值指引和稳定的价值参照。通常而言城市标志物,一方面依托其“独特可见的形”,引导人们通过瞻观、游览、倾听、体验等活动,领略城市标志风采,领会城市核心价值理念;另一方面借助其“形背后蕴含的意”,包括与标志物有关的历史、背景、故事、人物等文化叙事,引导人们通过对城市标志及其符号的解码和意义的获取,达成观念上的共鸣,进而使人在精神和心灵深处深化对其核心理念的持续体悟,在人格和行为偏好上形成一种稳定的价值标准,并实现价值建构和行动协同。

一个成功的标志物,必然能够清晰地表达其所在城市的核心价值理念,像埃菲尔铁塔这样的伟大标志,甚至超脱其所在城市,表征了所处的那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和核心价值。同理,分析和评判一处城市标志物的文化治理功能和治理效用,价值建构是其命门所在,关键点在于城市标志物:是否准确地契合了城市的精神内核,是否清晰地传递了城市所倡导的价值导向,是否恰到好处地锚定城市各方力场的最佳平衡点。

如同埃菲尔铁塔,自由女神像、悉尼歌剧院等超级地标均在这一方面体现得淋漓尽致。自由女神像作为一件纪念美国独立战争的标志物,以自由平等为核心价值,通过打碎的镣铐、挣脱的锁链、高举的火炬、镌刻的宣言表达追求自由平等的决心与意志,并协调和凝聚着来自不同地域、种族、文化背景的移民,共同组成“美国人的美国”“追逐美国梦的美国”。在相当程度上,自由女神像这一标志物甚至成为了美国自由平等这一普世价值输出的超级符码。悉尼歌剧院如同一组向海洋进发的白色风帆,引领人们向艺术海洋探索、向梦想的海洋争渡。

2.促进区域空间与伦理秩序优化

著名设计理论家维克多·帕帕奈克曾指出,“设计是为了达成有意义的秩序而进行的有意识而又富于直觉的努力。”[注][美]维克多·帕帕纳克:《为真实的世界设计》,周博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建筑营造的过程即空间生产的过程,伴随着空间的产出,空间秩序也会随之发生改变;生产的建筑与空间“图底关系”对比越鲜明,对秩序的强化就会越明显。城市标志物作为一种独有的建筑空间构造,相对于周边的建筑空间,往往以新、奇、特的形式出现,因而其建造经常性成为秩序建构的“点睛之笔”。城市标志物的秩序建构,从直接来看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空间秩序的建构。任何一处意在作为城市标志物来建造的建筑,在方案的设计、地理位置的选择、外观形制的设计、功能作用的定位、材料风格的选取等方面都会受到格外的关注与倾心,并通过设置社会议题、控制空间枢纽、增强尺度对比、强化公共性、反大众潮流,等等,凸显其在空间的独特地位。二是对大众空间秩序感知的建构。一方面,通过空间的结构重组,即标志性建筑生产后带来的空间改变,及其对大众视觉知觉等感官冲击的影响,引导人们的空间秩序感知,如“埃菲尔铁塔巨大的建筑体量及其在巴黎压倒其它一切建筑的可见度”;另一方面,通过新的空间形式对大众审美心理和观念的冲击,进而引发大众的行为改变与行事跟随,促成新的秩序认同,如“埃菲尔铁塔落成后巴黎人对新的空间秩序的接纳与融入”。

伟大的形式背后必定存在革命性的建构逻辑和设计思路,空间设计的表现力来源于独特的空间秩序[注]梁应宇、刘北光:《空间秩序背后的建构逻辑》,《设计》,2016年第7期。。分析一处城市标志物的文化功能与治理效用,秩序建构的强弱是重要评判要素;特别是大众能否按图索骥,从空间秩序建构的线索出发,去解码、去掌控、去使用城市标志物所重构的空间。文化治理效用越显著的建构,其建构的秩序与物态的联结就越紧密,如政治性标志物的轴线等级设计、纪念性标志物的神话饰品构件等,标识性建筑通过特定的建筑营造及其暗含的符号图式抑或叙事象征,诱发大众官能层面的呼应,并与其所倡导的秩序伦理交感互动,使其内在的秩序建构逻辑外化为大众的责任意识和集体行动。

宗教性质的地标在这方面一度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就,作为代表神权、信仰的建筑空间,其从设计到生产,从选址、形制、体量、尺度、用材、结构和风格组合、饰件元素、内部陈列,等等,都是遵循宗教文化和教义伦理,按照严密和统一的逻辑建构出来。如中世纪的欧洲,教堂在大小城市几乎都是地标性的存在,巴黎圣母院、圣彼得大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等经典至今仍是所在城市乃至国家的象征符号。同时,不同的宗教乃至同一宗教内部的不同派别,也会通过其标志性建筑(如战略意义重要的城市教堂)加以区分。如:伊斯兰教清真寺通常以大圆顶加圆形石柱为特点,基督教教堂则以尖顶高层为特色;而在基督教内部,天主教教堂多以哥特式风格出现,东正教教堂多呈拜占庭建筑风格,基督新教教堂则明显强化了现代建筑风格、也比较简朴。此外,在世界各地王(皇)宫的建设中,这一功能也被广泛地用到,所谓“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注]佚名:《考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4页。此书是战国时期记述官营手工业各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书中记载的营建制度比较直接地反映了当时的建筑思想和伦理。当然,混乱的建构,也会导致秩序的混乱与失控,并给处于此空间的人们带来茫然、抵触、压抑、不安等负面情绪和心理,在这方面“价值失范”在相当程度上是当前建筑批判领域的一个重点方面。

3.担当社会教化和行为导向介质使命

著名建筑师汉斯·侯雷恩((Hans Hollein)说:“建筑是一种由建筑物来实现的精神上的秩序……一切建筑都是有宗教意义的。”[注]参见网页“中国名城之名城专家栏目”:http://www.chinaac.net/mcyj-view.asp?id=12470&lbid=393。城市标志物,作为城市倾力建造、社会寄予厚望的构造物,作为凝聚社会最先进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的建筑物,往往在日常功能之外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教化使命。一方面,城市标志物通过明确的符号指引和仪式规约,调整和规范公众的行为。在各类标志性建筑中,宗教功能场所(如耶路撒冷圣墓教堂、麦加大清真寺)、纪念性功能场所(如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达豪纳粹集中营纪念馆)、祭祀性功能场所(如北京天坛等宗庙)等建筑,往往通过肃穆的空间营造、沉重的空间叙事、庄严的空间仪式、集体的行动传导,形成具有特定指向的场域压力,指引人的思想、感染人的心灵、触发人的省思甚至警示人的行为,让公众受到精神上的洗礼和教化,达到调整和规范社会行为的目的。另一方面,标志物通过精心营造的建筑空间及其隐喻象征、符号图式,并与人的认知模式、行为习惯结合起来,诱导社会公众行为。如一扇门意味着空间被隔离、下一步的行为需要许可,一道墙意味着空间连续性的中断、下一步的行为需要提示,超出人尺度的建筑体量、意味着需要瞻仰,超自然的神明符号、意味着要虔诚,符合日常使用习惯的桌椅摆放、暗示着默许坐下的行为,贴近自然的花草树木铺陈则意味着可以放松……正如格普卜特所言,“影响人们行为的是社会场合,而提供线索的却是物质环境。”[注][美]阿摩斯·格普卜特(Amos Rapoport):《建成环境的意义一非言语表达方法》,黄兰谷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近年各大城市涌现出的消费主义所主导的标志性建筑,如迪拜帆船酒店、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等,正是通过独有空间营造设定(也有学者称之为建筑语言或空间句法)具有一定指向的社会情境,并通过生理的、心理的甚至潜意识的反映,塑造着人的行为偏好和行为习性。

勒温(Lewin)提出的著名函数公式:B=f(P.E),揭示了人的行为与所置身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注]Kurt Lewin,Field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New York:Harper&Bothers,1951.其中:B即Behavior行为;P即Person个人;E即Environment环境;f即function函数。该处引用是对Kurt Lewin这一著作主要观点的提炼。。标志性建筑则把这一原理应用到了社会治理的具体情境中,几乎所有成功的城市标志物,在引导社会行为甚至调整社会行为关系上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公众认同度越高的城市标志物,与社会伦理价值的一体化程度越高,对所在群体的生理、心理的介入和召唤也越强烈,并在文“化”人的层次上对置身其中的人形成某种“软强制”性的引导。在相当程度上,社会行为教化功能是分析一处城市标志物文化功能与治理效用的关键因素。具体去分析评判一处城市标志物的社会教化功能,格普卜特提出的三个方面步骤可以为此提供启示,“首先,使用者必须发现这个提示信息;其次,能够理解其含义;最后,还得乐意按此信息的提示去行动。”核心是城市标志物的设计、安排,必须能够向空间的使用者发出足够明确、易于接受、便于行动并充分贯彻行为导向的提示信息。向勒温(Lewin)的函数原理和斯金纳(B.F.Skinner)的表述[注]新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金纳((B.F.Skinner)认为,“一个研究者只有不但能够预测行为的发生,并且也能通过操纵自变量而影响行为的发生时,才说明他已明了了行为。”参见Skinner.B.F:About Behaviorism,New York,Alfred A.Knopf.Inc.1974,P.87.借镜,一处文化功能和治理效用良好的城市标志物,不但能够影响行为发生,更善于通过操纵自变量而为社会行为提供导向。

事实上,建筑的教化功能(也称行为导向功能)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受到高度重视,并在传统中国数千年的建筑叙事中长期处于核心位置,等级森严的建筑规制就是贯穿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仅从屋顶造型就将建筑及其使用者分为9个等级。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建筑更是重中之重,如代表权力中心的皇宫、代表天意权威的宗庙主殿,以重檐庑殿顶象征地位尊崇、处于最高层级;伏虎在对典型建筑“四合院”的行为导向意蕴研究中亦指出:“四合院建筑均衡、严谨、相互制约的空间构成中有一种整体的秩序的美感,使得居于其中的人受到“强制性”的行为引导……四合院承载的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标识性、礼仪性和伦理性的功能……(通过)用它独特的‘姿态’制约着人的一切选择、一切愿望以及行为的方式和目标,它的‘语言’流入又凝聚为人内心的行为准则和判断尺度。”[注]伏虎:《四合院建筑空间中的行为导向意蕴》,《设计艺术研究》,2014年第4卷第6期,第88-93页。日本著名的标志性建筑“光之教堂”,通过在教堂昏暗的墙壁上切割出来的巨大十字形光源,自然而然地把“黑暗”“原罪”“忏悔”和“十字架”“光明”“上帝”等元素联结到一起,形成强烈的宗教“力场”,激发人对上帝的信仰、促使人保持对上帝的虔诚、暗示人遵循教义的规约。布鲁诺·赛维(Bruno Zevi)说:“尽管我们可能忽视空间,空间却影响着我们,并控制着我们的精神活动……”[注][意]布鲁诺·赛维(Bruno Zevi):《建筑空间论:如何品评建筑》,张似赞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125页。在这个意义上,城市标志物长期以来即担当起了社会教化和行为导向介质的使命。回顾历史,每到朝代更替、政权更迭,常常会发生重大标志性建筑物的摧毁与重建,在明清之前历朝最具标志性意义的建筑——皇宫,几乎都毁于朝代更迭的战火中;甚至明成祖朱棣通过统治集团内部夺得最高权力后,仍选择了迁都燕京。这种对标志物的摧毁、弃置与重建,本质正是新的统治力量通过标志性建筑,宣告对被推翻的旧朝伦理秩序和行为规范的否定,并以此确立新的秩序格局和规约导向。

五、优化我国城市标志物建设,促进文化善治的对策与建议

1.明晰标志物建设的价值面向

在当前中国都市语境中,城市标志物有两个方面,饱受学界和社会的批判:一是泛滥与趋同;二是无所适从的“奇观文化”[注][美]彼得·艾森曼:《对“奇观”文化的质疑》,吴名译,《时代建筑》,2006年第5期。艾森曼指出了建筑奇观的特点在于建筑的图像化、消费性和流行性。。这些问题的出现,在相当程度上归因于都市化大潮下,建筑领域价值层面的迷失和生产方式的“工业化”。发挥城市标志物的文化功能与效用,首要的问题是找准标志物的价值定位。其一,要继承传统价值文化。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与建筑传承,孕育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价值观念及相配备的建筑文化,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建筑观念,及其强调的建筑要发源于环境母体、溶于环境母体,都直指建筑的本源。其二,要吸取传统美学养分。审美价值是经过长期的孕育才得以形成的群体稳定性特征,对美的追求为寻求群体的价值最大“公约数”提供了极佳的切入点,标志性建筑的设计、建造,应当高度重视公共审美。其中既可行又可取的方式是向传统的艺术精髓(如传统器物工艺、绘画艺术)借镜,回到传统艺术审美中去发掘、寻找原创力的灵感。其三,要结合地域特色风貌。中国地域的广袤性、地理的多样性,以及传统生活的封闭性、行政管辖的区隔性,造成了地区的文化多样性,几乎每个地方都能找到独特的文化传承(如地方方言、生活习俗、器物符号等)。越是独特的文化记忆,越能激发所属群体的价值共鸣。其四,要引领现代城市风格。现代建筑材料、工艺以及中西文化的交融,必然要催生风格、精神气质与以往不同的标志物,对此要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在建筑的价值回归与文化涅槃中,借鉴“制造轰动事件-导向文化认同-强化价值超越-走向符号转喻”模式,通过以标志性建筑为牵引推动建筑领域价值生产,进而带动社会的价值提升,为加快社群核心构建提供器物和语境支撑。

2.优化城市标志物的空间设计与营造

柯蒂斯指出:“建筑必须拥有强调生命、空间活力,联系到人性的特点,在空间中的移动,触觉和心理上关联着肌理、光线、阴影、变化的视点、模式化的尺度。建筑的小节点、台阶、座椅、平台、拱腹、柱子嵌入到移情联想和人的使用……通过它诗意的热情,它开启了精神体验的新领域,强调和使人类行动变得高尚,给予它们仪式化的维度。”[注]William J.R.Curtis,Modern Architecture,Monumentality and the Meaning of Institutions:Reflections on Authenticity;Paul Louis Bentel,The Harvard Architecture Review IV,Monumentality and the City.Combridge,Mass:The MIT Press,1984:64-85.在这个意义上,城市标志物的设计要把“服务人、服务于人的需求”作为重要的人文尺度。一方面,更加注重建筑空间与人的生命关联。要主动适应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文化习俗(如中国人对于意境意蕴的感悟、对儒释道的领会),摒弃表层形式上的“布景化”“奇观化”,深入到真实的、现实的生命和生活层次,直面空间受众、空间环境、应用场景等“在地化”因子,以现代化的技术提升建筑空间之于人的可接受性、可联想性、可记忆性,赋予标志性建筑空间以“人”的烙印。另一方面,不断增强建筑空间中人的参与深度。人的参与,是空间的意义所在,也是空间秩序映射到人的精神心灵世界的前提。标志性建筑要克服与其“辐射性体量”伴生的“排他性”,通过构成性组群[注]吴中平:《都市语境中的建筑纪念性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博士论文,2016年,第228页。设计强化其自身公共性、可体验性,通过匹配人体尺度的设施布局增强其空间粘性、人群聚集力,通过重大节事活动提升其纪念性、中心化程度,深度参与到社群的公共行动、集体活动中,进而发育生成社群需要、社会认同的空间和心理“秩序”。在标志性建筑的这种空间营造与秩序生成的过程中,管理当局要有意识地推动新的秩序超越建筑领域拓展到社会其它纬度,激发市民更大范围、城市更大空间的“连锁反应”,促进社会秩序的整体优化和长远发展。

3.重塑以城市标志物为核心的建筑空间教化体系

建筑作为人类生活生产空间最大规模的造物和最基本的依赖,几乎存在于人类生存空间的每个角落;由建筑生成和承载的教化,因而也成为一种最大众化、最具渗透力的教化体系。尽管传统中国社会以儒家礼制为核心、以律令强制为约束的社会伦理控制体系已退出社会空间,但空间只要存在,就会传递一定的信息指引,正如金姆·多维(Kim Dovey)指出:“问题不在于建筑是否塑造特性和蕴藏意义,而在于如何去做和为谁去做。”[注]Kim Dovey,Becoming Place:Urbanism/Architecture/Identity/Power.New York:Routledge,2010:45.在我国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塑造民族文化自信的今天,重塑建筑空间的教化功能意义重大,城市标志物作为区域空间中的点睛之作和公共行为的风向标更是首当其冲。直面现实,城市标志物在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化实践中,要实现四大转向:一是从指令传导向叙事沟通转向。从社会人的真实性生存状态和生活细节出发,征集和提炼那些能够解读现实、回应诉求的精神表述,孕育和固化那些承载释放生活情绪、净化集体心灵的仪式符号,进而积淀和形成具有深层价值导引的场所精神。二是从实物叠加向符号精神转向。一方面,要积极探索新时代性的民族建筑创作,超越建筑物简单地“复古”或“求新”阶段,走向“精神的高蹈”;另一方面,要通过充分吸取优秀传统文化、地域特色文化、当代流行文化等文化滋养,构建具有稳定社会认知基础的行为导向符号体系,并通过这些具有社会教化特征的具象符号元素,增强标志物空间叙事的诉说力和社会教化的渗透力。三是从旅游观览向生命体验转向。与标志物对话可能是每个个体的生命哲学事件。要充分运用中国人在象征把握、意境感受等方面的思维习性,通过寄意于物、借景言情、寓教于美、意境融彻等表达方式,在建筑空间、事件空间、意义空间等创作手法叠加中,触发人的生命体验,推动人们在预设的情景引导下走向个体的生命彻悟和群体的思想进步。四是从即兴之作向系统谋划转向。标志物建设中的通病是决策随意性大,“人有我有”的思维方式使某一城市中眼睛为之一亮的公共建筑稍加修改便广为复制。城市标志物不是唯一的,能级有高低之分,需要精心布局形成群落,需要以城市风貌规划为载体进行谋划,系统优化城市设计方法,寻求社会共识,使城市空间、建筑与景观环境设计相得益彰,形成点线面的张力互动和价值传导。

六、结 语

美国建筑师罗伯特·格迪斯曾指出,建筑是社会形式的物理形式[注][美]罗伯特·格迪斯:《适合:一个建筑师的宣言》,张淳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页。。城市标志物作为城市建筑文化的精华所在,是公众阅读城市、体验城市的重要窗口,也是城市凝聚社群、引领社会的重要载体。对埃菲尔铁塔这一典型城市标志物参与社会文化治理的考察,强化了我们对城市标志物文化功能与治理效用的认知。从埃菲尔铁塔这一样本研究出发,初步揭示了城市标志物参与社会治理的文化功能与治理效用,即:价值层的协调与引导,功能层的“秩序轴心”,行为层的规训与升华。本文在启示城市经营者,应当高度重视城市标志物助推实现社会善治的功能。同时,针对实践中城市标志物“蜂拥而上”“贪大求洋”等扭曲现象,从参与社群核心价值建构、促进区域空间与伦理秩序优化、担当社会教化和行为导向介质使命三个维度,进一步提出了分析和评判城市标志物的文化治理功能效用的一般进向,并结合当下中国都市语境对优化城市标志物建设、促进文化善治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对策建议,以期对我国当下城市标志物的营建实践提供借鉴和参考。□

中图分类号:G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19)04-0061-010

收稿日期:2019-04-28

作者简介:王济民,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城市系统工程专业博士生。

(责任编辑:林赛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