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性基本需求与社会发展

□ 杨建华

摘要:人性是人类在先天基因基础与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共有的本质本性,是人的情欲、理性和自由意志的潜能。人性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组合,至少有物质性、社会性、政治性与精神性,其基本欲求包括:生存与财富、承认与尊严、权利与权力、知识与思想。人性基本需求是社会行动的引领,也是人类一切社会行动的源泉和动力,人类的全部活动及其思考,都是围绕人性基本需求问题展开和演进。人性所具有的物质、社会、政治、精神性基本需求或前或后或同时产生,但它们之间绝没有层级高低与需求先后之区分。人类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性基本需求与满足,这对矛盾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性基本需求满足与否是衡量社会发展状态、社会制度好坏的重要标尺。

关键词:人性;需求;生物性;社会性;政治性;精神性;社会发展

导言:问题的提出

人们的社会行动由人性的基本需求所引导。人类的全部活动及其思考,都是围绕人性基本需求问题展开和演进。休谟说,“在我们的哲学研究中,我们可以希望得以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是直捣这些科学的首都或心脏,即人性本身”[注]休谟:《人性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页。。对人性基本需求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更清晰认知社会与社会发展的责任及主要任务。

人性是人类在先天基因基础与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共有的本质本性,是人的情欲、理性和自由意志的潜能。人性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组合,柏拉图说,假如“塑造一个人心灵的塑像,这塑像是由一个多头的兽类、狮形和人形三象合而为一,然后再给这一个联合体造一个人形的外壳,让别人的眼睛看不到里面的任何东西,似乎这纯粹是一个人的像”[注]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80页。。他认为,“所谓美好的和可敬的事物乃是那些能使我们天性中兽性的部分受制于人性部分的事物,而丑恶和卑下的事物乃是那些使我们天性中的温驯部分受奴役于野性部分的事物”[注]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82页。。可见,人性是自然与社会之性的结合,正像中国先秦哲学家告子所说,“生之谓性”,“食色,性也”,“性,无善无不善也”[注]杨伯峻《孟子译注·告子上》,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54、255、258页。。从社会学视角看,人性至少有生物性、社会性、政治性与精神性,其基本需求包括:生存与财富、承认与尊严、权利与权力、知识与思想。这些需求怎样才能获得满足?这些需求与社会发展关系如何?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说起需求,人们往往想到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马斯洛把需求分成生理、安全、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以及自我超越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五种需要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某层需要获得满足后,另一层需要才出现。这只是心理学的一种区分与考量,从社会学的视角审视,人性所具有的物质、社会、政治、精神性基本需求或前或后或同时产生,但它们之间绝没有层级高低与需求先后之区分。这四种基本人性没有先后次序或高低层级,也没有孰轻孰重的程度差异,它们是并列平等的,是人的本性本然与本真。这些人性基本需求不能大致同时满足,则会影响甚至制约其他需求的满足。如社会成员的承认及权利需求缺失,那他的生存需求也很难得到保障与实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个人财产的稀缺以及在改革开放后一些社会成员的贫困,很多是因为公民追求财富、创造财富以及社会承认的基本人性需求没能得到实现。

一、人的生物性:生存与财富

人性离不开生物性,生物性包含生存的需求与通过劳动而获得财富的需求。马克思恩格斯说,“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但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页。。这正说明社会需求是人类全部活动的前提与根源,是人类社会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

人性基础是生物性,生命可以定义为有繁衍生长延续本能的物质组合,繁衍延续生长的本能是一切本能的源头。繁衍生长延续包括自身的生长延续与群体繁衍延续。人的生物性表明人的存在首先必须拥有生命,而拥有生命,人就必须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也就是说,在有限的社会资源面前,人总会从保存自我、维持生存的角度来判断、抉择和行动。自利性的生存是其人性最基本需求。这正像黑格尔说的,“个别兴趣和自私欲望的满足的目的却是一切行动的最有势力的泉源”[注]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版,第20页。。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人的自利性。自利,又可称之为利己。人的自利心是亚当·斯密研究人类经济行为、构架经济制度的伦理学前提,其《国富论》全部理论基础就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之上。他认为每个社会人其实都是经济人,都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即自利性、理性与利益最大化。追求自身利益是其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经济人具有理性,每个人都关心并且追求利益最大化。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在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市场的指引下,会无意识地和有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即客观上具有利他性。

在斯密看来,人类“自爱”行为,实际上就是利己心。他说,人在社会生活中最关心的是与他直接利益相关的问题,“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而且,因为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适合关心自己,所以他如果这样做的话是恰当和正确的。因此每个人更加深切地关心同自己直接有关的、而不是对任何其他人有关的事情;或许,听到另一个同我们没有特殊关系的人的死讯,会使我们有所挂虑,但其对我们的饮食起居的影响远比落在自己身上的小灾小难为小”[注]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1、102页。。黑格尔也认为,个体以满足自身需求为目的。他说“其中也许可以找到一些普遍的目的──如像仁心,或者高尚的爱国心,但是这些德性和这些普遍的东西,同‘世界’和世界的创作之间就没有什么主要的关系了。……相反,个别兴趣和自私欲望的满足的目的却是一切行动的最有势力的泉源”[注]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版,第20页。

亚当·斯密认为,人最关心的是自身的利益,同时,人与人之间又需求相互帮助,需求物物交换。而物物交换与人的交往活动根源也是出自人的利己心。他说,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求同胞的协助,但仅仅依靠他人的恩惠,是一定不行的。“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的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求,而说对他们有利”[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4页。

人除了维护自己生存之外,作为生物性人的另一项人性最基本需求就是追求财富。人的生命意义在于劳动,劳动创造财富与价值,劳动也在创造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这种通过劳动而获得财富,是个人的能力与成就体现,也是保障个人拥有更体面生活更富裕生活的经济基础。凡勃仑说,“以任何个人为例,其追求财富的欲望简直是永远不会餍足的,所谓对财富的平均的或一般的餍足,根本就不存在”[注]凡勃仑:《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7页。。连孔子都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注]杨伯峻:《论语译注·述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9页。。财富需求是人的自利天性的满足的重要对象与尺度,正像黑格尔所说的,“权力和财富是自我的两个最高努力目标,自我知道他通过自己的舍弃和牺牲把自己教养形成为普遍的东西,进而占有普遍性,并且由于占有了普遍性就具有普遍效准,因为权力和财富是两种现实的普遍承认的力量”[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9页。

人们追求财富、创造财富是为了保障生存与实现更美好的生活。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付出了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和客体化,使自然人化,不断创造着属于人的现实世界。物质生产是人的需求与自在自然的矛盾的解决方式,是人的本质力量形成、展现和提升的一条途径。财富也就成了一个人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生活富裕程度的重要尺度,市场经济为人们追求财富、创造财富提供了社会环境与制度保障,激发了人们创造财富的欲望,这样更加促成人们不断地生产各类更为专业的与他人交易的产品。这样的追求与创造过程,客观上促进交易更为广泛地发展,并促成整个社会生产过程的专业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说道,财富的功能在于供人类使用,因为人们就是为了维持生存并将其作为根本的出发点而长期进行生产活动以创造积累财富的,人们创造积累财富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创造使用价值。每个人虽然追求的是个人的财富,但是每个为自己打算的人又不能不顾到其他人也在为自己的利益打算,从而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相互的共同的利益。马克思认为,需求即人的本性,这种本性只有用人的发展了的活动提供更多的产品才能满足。任何活动都不仅满足个人的需求,同时也满足他人的需求,是为社会而进行的生产。

这样,个人财富的积累,也直接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长。不仅满足了人性的一项基本需求,而且还为全社会积累了财富,推进了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发展。正如斯密所说,“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316页。。他说“在这场合,像在其它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7页。。而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同时又往往会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能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中国改革开放后四十年的发展,正是得益于公民追求财富、创造财富这一基本人性的复苏与高涨。当一个社会鼓励人们追求财富、激发创造财富的欲望,并能给人们创造财富提供良好的法律制度保障以及公平正义的市场环境,那这个社会就在前进,就在进步,就在发展。

二、人的社会性:承认与尊严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页。,马克思这句话深刻揭示出现代社会中的人摆脱自然羁绊后,社会性成为人的根本属性。人的社会性一项基本需求就是社会承认。社会承认是一种自我意识,是主体存在的依据和作为“社会人”的一项基本需求,是人的社会属性的集中体现,对人的社会行为具有内在的规范意义。社会承认也是一个指向主体间关系,是一种相互的承认,一种在对象中的承认,每个人都承认、尊重他人的意志、权利和价值,是社会秩序得以建立的基础,也是国家与社会得以建构的基础。人都需求得到认可,都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承认,获得他人与社会承认是人的行动重要动机。主体间的承认关系不仅规定了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具体内容,而且也是人的社会生活的内在动力所在。

社会地存在的人类共同体就是在承认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展开和发展的。日常的行为人往往会不经意进行着“我群体”与“他群体”的界线划分,找寻着个人的群体归属感,持续进行着社会承认的再生产。因此,社会承认也就成了作为社会性人的重要需求。这正像卢梭所说的,在人脱离自然状态之后,“每个人都开始注意别人,也愿意别人注意自己。于是公众的重视具有了价值。……人们一开始相互品评,尊重的观念一旦在他们心灵中形成,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被尊重的权利,而且一个人不为人尊重而不感到任何不便,已成为不可能的了”[注]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18页。。这就像好多时候人帮助别人并不是有什么崇高的理想,也并不是希望能够得到别人怎样的回报,而是希望得到一种承认,得到一种付出的认可的满足。

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较早研究了“承认”,他认为“如果一个理性存在者应当设定自己为理性存在者,它就必须自认为自身有这样一种能动性,这种能动性的最终根据完全存在于这个理性存在者本身”[注]费希特:《自然法权基础》,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7页。。而所谓设定自身就是在知识学意义上本初的确定自我的存在。费希特把这个基础视为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他的“我是我”所展示的品性可以解读为一种最初的自我承认,是直截了当地设定的、人类精神一切行动的依据。此种自我承认是联合了对自我,和对自我的存在状态的承认。在费希特看来,“承认”本意也不是单方面的“承认”,而是“相互承认”。“就像我确实现在承认他,即对待他那样,他也确实……定然地、普遍有效的承认我,就是说,把我作为一个自由的存在者加以对待”[注]费希特:《自然法权基础》,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8页。。他承认人性中的自利与自我性,并认为这是完全正当的。“我们所说的人生的伟大目标,即改善我们的条件而谋求的利益又是什么呢?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都是我们根据这个目的所能谋求的利益”[注]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1页。

黑格尔在费希特基础上更深化了“社会承认”研究。他强调,所有社会形式都是承认的秩序。承认是一种社会机制,社会的一体化过程就是由社会成员的相互承认而形成并深化的。黑格尔认为,“由于它(指无限性或纯粹的自身运动)归根到底是意识的对象,意识能够认识它像它本来那样,于是意识就成为自我意识。……当这种无限性的概念成为意识的对象时,于是意识就是差别的意识同时又立即是扬弃了差别的意识。它是本身自为的,它是对无差别者划分差别,换言之,它是自我意识”[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26、127页。。按照黑格尔的意思,“自我意识”就是“对于自己本身的知识”[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31页。,是从他物向自身的回归,是意识与其自身的统一。“自我意识必须以这种统一(指自我意识本身和这个有差别的环节、即他物的统一)为本质,这就是说,自我意识就是欲望一般”[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32页。。人只是作为他的欲望才向自己和他人显现为一个独立的自我,显示出人的存在和尊严。在黑格尔看来,但人之区别于其他生物的地方就在于人是意识到这种主体性的唯一主体。“这个普遍的独立的本性,在它那里否定是绝对的,就是类的本身或作为自我意识的类。自我意识只有在一个别的自我意识里才获得它的满足。……自我意识是自在自为的,这由于,并且也就因为它是为另一个自在自为的自我意识而存在的;这就是说,它所以存在只是由于被对方承认”[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37、138页。。人本身只有在一个相互承认的共同体中、只有在与外部对象发生社会关系的共同体中才成为“什么”。人也只有在自我意识实现中才构成绝对的实体,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的主体。黑格尔说“精神是这样的绝对的实体,它在它的对立面之充分的自由和独立之中,亦即在互相差异、各个独立存在的自我意识中,作为它们的统一而存在: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意识在自我意识里,亦即在精神的概念里,才第一次找到它的转折点,到了这个阶段,它才从感性的此岸世界五色缤纷的假象里并且从超感官的彼岸世界之空洞的黑夜里走出来,进入到现在世界的精神的光天化日”[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38页。。承认是生命存在及尊严的重要基础,是自我实现的一个前提,也是作为社会人主体意识的呈现。社会成员在一定的社会规范中对各自的地位、身份给予承认,也意味着我和其他社会成员拥有一定的自由。从社会承认出发,我们还可以看到社会上建立了何种相应的社会制度。

当代法国哲学家保利·利科则认为,“承认”问题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人与人组成的社会离不开人们之间的相互承认。对自我的承认就是承认自我是行动的主体,承认自我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他说,“关注这样一种动力:支配了从自我承认转向相互承认,再转向承认和感谢之间的最后等同的过程”[注]保利·利科:《承认的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馈赠与感谢体现了这样的承认。而德国学者霍耐特则提出了为承认而斗争。他将“为承认而斗争”作为社会冲突的一个解释框架,认为要说明社会变迁过程,就必须用这个框架和视角去分析。社会进步是建立在为承认而进行的道德斗争的基础之上。“为承认而斗争”是继“为生存而斗争”而来的人类竞争的新形式,同时也是解释人类存在之共同体或休戚相关特性的新模式。获得承认不是为了凌驾于其它主体之上,相反是为了弥补被蔑视的处境。他认为,在主体认同与承认的过程中,有三种承认形式:爱、法律和团结。承认的方式有情感支持、认知尊重和社会尊敬,承认所表现出来的外在形式,则是爱与友谊、权利、团结。霍耐特还分析了社会蔑视所具有的三种形态:强制剥夺自由支配肉体的一切机会;剥夺作为共同体的合格成员享有参与制度秩序的权利;对于个体或群体的生活方式的贬黜,也就是特定的自我实现的方式在社会传承的文化境域中处于低劣的位置。这种社会蔑视导致个人的自我重视的失落,其特质和能力得不到重视和社会赞许[注]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143页。

“承认”这一人性基本需求的实现在当下中国仍是一个问题,突出表现在农民工的社会承认上。人本是一个自由、自觉的主体,人生而平等,人需要在社会承认中体现其作为一个自由、自觉、平等的主体。但中国上世纪50年代开始实施户籍制度,造成了人的身份制,它不仅是一种身份证明,而且还是一种能否享有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福利、社会保障乃至部分商品供应等一系列待遇的社会身份标志。在户籍制度下,人一出生就烙上了城里人与乡下人的身份烙印,农民即使通过流动进城成了职业工人或职员,仍然不能获得城里人的社会承认。人们把农民工只是当做一种“人口要素”或“劳动力”,而不是具有主体性、自由意志、自我意识的“人”,没有从根本上满足他们作为一个社会人“被承认”的需求。在霍耐特看来,目前我们已经从休戚与共的生活共同体,被抛入了充满异己他者的社会。在这样一个时期,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越来越依赖于他人的承认。中国的物质现代化进程非常迅猛,但中国的农民工获得社会承认却进程缓慢,甚至踟蹰不前,还出现了新的城市内部二元结构。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农民工获得社会承认,并衍生出了很多被歧视、被排斥的社会问题。

承认的维度除了霍耐特所说的爱、法律和团结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尊严。尊严是根植于人性的一项最基本需求,是人类的一个普遍而绝对的价值理念,也是社会伦理及法律的基本原则,在有的国家,甚至成了整个法律的基石。黑格尔说,“所以法的命令是: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6页。。人的尊严具有普遍性和平等性,它为全体成员所分享,不分民族、种族、地域、国家、地位、身份、性别,一律平等享有。在主体是自尊,在对象就是给予尊重,是主体自尊与尊重他人的统一。正像罗尔斯所说,“我们的自尊通常依赖于别人的尊重,……自尊是互惠地自我支持”[注]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页。

尊严是人性基本需求社会承认的一个重要内涵,自我意识的实现就是个体尊严的确立。人是一个高贵的生命体,具有高度的理性和智慧的光辉,“是一个被废黜的国王”[注]帕斯卡尔:《思想录》,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178页。。无论是尊贵还是困窘,富裕还是贫穷,她都具有无与伦比的荣光与华丽,无与伦比的主体精神与高贵灵魂。人的尊严是主体能力与主体精神的体现,具有神圣性。人必须有尊严地活着,所有的人都享有同等的尊严,人只有在有尊严地活着的时候,才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存在,才不会被当作动物或机器那样随意被剥夺或被损害。对人的尊严的损害与践踏,也就是对人的生命、对人的存在的损害与践踏。尊严感的满足是人性的根本欲求,一个人只有尊严地活着,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人的尊严感的满足及保护,是一个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罗尔斯强调,“最为重要的善是自尊的善。……它包括一个人对他自己的价值的感觉,包含着一个人对自己实现自己的意图的能力的自信。没有自尊,那就没有什么事情值得去做,所有的欲望和活动就变得虚无缥缈”[注]罗尔斯:《正义论》,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7页。。中国先哲特别看重人的尊严与气节,如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都是强调的人格与尊严的高贵与不可侮辱性。

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面子是一个特别的社会符号。在中国人这里,面子是一种自我意象,是主体的尊严和对他人的尊重,是维护个人主体意识与尊重他人主体存在的重要形式。但面子又是一种身份、地位、能力、成就的表征与呈现。胡先缙指出,“面子是个人透过可见的成就和夸耀而获得的声望,脸是团体给予具体有道德名誉者的尊重”[注]孙露露:《中西方面子观的研究综述》,《社会心理科学》,2010年第9、10期。。其实,面子和脸都是为了从他人那里获得尊重与认可。要面子、争面子、维护面子、不要面子、不能丢脸等等,是中国人获得承认、维护承认的极其重要的行动动机与方式。项羽败北临江自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像他所说的“无颜面对江东父老”。林语堂先生在《脸与法治》一文中说,“中国人的脸,不但可以洗,可以刮,并且可以丢,可以赏,可以争,可以留,有时好像争脸是人生的第一要义,甚至倾家荡产而为之,也不为过。”[注]林语堂:《林语堂著译人生小品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44页。中国人讲面子、爱面子、争面子行为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人要脸,树要皮”、“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这都是为了一个好名声,既避免羞愧、耻辱、尴尬,更可维护自己高度的自尊。面子观念虽然不是中国文化的特有产物,但中国人对“面子”的重视可以看出它在中国人心目中无与伦比的地位,所以“面子”时常会支配着和调节着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常常会为了爱面子、争面子而不惜抛掷人力、财力、物力以达其目的。“佛烧一炉香,人争一口气”、“不蒸馒头争口气”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一个重要理念。

中国人重视讲究“面子”行为根本原因就是为了获得他人承认、认可、尊重。面子是一种形象与符号,中国人重视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特别注重外形的塑造与护理,以显示自己的优长,给自己尊严、自信。面子是一种社会资本,它可以表征一定家世、地位、角色、声望、荣耀等社会关系。一个有面子的人无疑拥有一种巨大的有形的或无形的资产,可以赢得他人的赞美、尊敬。面子也是一种人情,具有社会交换功能,在中国这个以“差序格局”为关系建构的社会中,“给面子”是一种重要的培养人情的做法,也叫“情面”。但当对方“给脸不要脸”、欺人太甚时候,当自己无端蒙冤、受到蔑视轻贱的时候,触及了当事者的尊严底线时,就会变成忍无可忍,起而为保卫自己的人格尊严、追求基本的社会承认而投入坚决、执着的斗争,有些还会表现出“大丈夫可杀不可辱”的坚毅与勇猛。

三、人的政治性:权力与权利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一个政治的动物[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7页。,权力是人性的一种基本需求。权力是指影响和控制他人的一种愿望或驱动力。在汉语里,“权”最早是指一种树木,引申为秤、秤砣及度量衡的意思。《论语·尧曰》:“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注]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8页。。“权”就是指度量衡的意思。后由衡量的“权”引申为政治意义上的“权”。这种“权”可以衡量事物、规范事物,保持公平,具有举足轻重的决定性力量和作用。《庄子·天运》说,“亲权者不能与人柄”[注]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78页。。其意是说,看重权力的就不肯将权柄让给别人。这里的“权”就是指权力和权柄。后来被衍伸成权柄、势力、变通,并产生了大量以“权”字为词根的词组,权力、权利、权势、权威、权贵、权谋等等。这些词,尊重、身份、地位、力量、利益、威势、贵显、谋术无不与权力联系起来。

权力欲是一种根植于人的生命中与生俱来的人性欲求,在社会团体、社会结构中拥有权力,拥有自己的意志即使遭到反对也能得到实现的权力时,自我的意志、力量、尊贵就会得到实现。韦伯说,“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注]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1页。。韦伯认为,权力是有意图的人类行动的结果,是人类彼此联系方式的表征,是影响或控制他人且不受他人控制的需求。在韦伯看来,权力具有扩张性、密集性和包容性三种特征。权力欲存在于每个人的生命之中,表达自己的权力意味着有意识的生活,是自我意志、自我价值的一种实现,是被尊重和互惠的需求。霍布斯认为人的权力欲望永无休止,“幸福就是欲望从一个目标到另一个目标不断的发展,达到前一个目标不过是为后一个目标铺平道路。……因此,我首先作为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提出来的便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注]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2页。。在霍布斯看来,权力是“一个人取得某种未来具体利益的现有手段”[注]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2页。,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自然的,一种是获得的。自然权势就是身心官能的优越性,如与众不同的膂力、仪容、技艺、口才、出身等先赋的事物,获得的则有如财富、声誉、朋友、学识、幸运等。霍布斯说,“一切能成为权势的象征和证明的所有物、行为或品质都是令人尊重的事物。因此,受到许多人的尊敬、爱戴或畏惧便是令人敬重的人,因为这是说明了他的权势。很少人或没有人尊敬的便是不令人尊重的人”[注]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7页。。在霍布斯这里,权力包含了先天具有的天赋和后天努力的获得。

哲学家对作为人性基本需求的权力欲洞察入微,黑格尔说,权力是自我的两个最高努力目标之一,拥有权力就是占有了普遍性,并就具有普遍效准,因为权力是现实的普遍承认的力量[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9页。。而尼采更是把权力看成是一种生命的意志和存在的依据。尼采说,“凡我发现生物之处,便找到了向权力之意志,……凡有生命之处,那里便也有意志;但不是向生命之意志,却是——我这么教你——向权力之意志!”[注]尼采:《苏鲁支语录》,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12、113页。。尼采认为,权力意志是一切事物的本质,一切事物无不是权力意志的表现。生命就是权力意志,是有机体发挥权力意志去剥削外界环境,驱使环境为自己服役的过程。人的一切行为、活动也都是权力意志的表现。人们追求食物、追求财产、追求工具、追求奴仆和主子,根源都在于权力意志。在社会生活中,压迫、剥削、奴役、战争、人们之间的争斗等等,都是不同的权力意志相互作用的表现。而生命作为权力意志乃是“必须不断超越自己者”,它不能为自己设定一种确定的目标,因为任何目标都会妨碍权力意志的自我超越。

罗素更是将权力作为社会科学一个最基本的概念,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只能由权力解释与揭示。他深刻地指出,“在人的各种无限欲望中,主要的是权力欲与荣誉欲。……当适度的享受有了保证的时候,个人与社会所追求的是权力而不是财富”[注]罗素:《权力论》,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4页。。他认为,在社会科学上,权力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就像物理学上能量是一个基本概念一样。因此,社会动力学的规律只能用权力来加以说明。人们的社会关系中一个基本关系就是权力。有权力意味着控制,意味着有选择,意味着有能力去影响周围环境和其他人。施展自己的权力去追求自己的需求是一种很自然的本能。权力欲,是占有欲,是占有一个人的全部,或者占有他们的尊严或者占有他们的财富。权力欲也是支配欲、控制欲,是支配欲、控制欲的实现,是最大的尊严,也是最大的成就感。不管是权力还是尊严,都是人之本性与人在社会关系中的一项需求。

罗素对权力形态有过很好的分类,指出至少有:宣传动员的权力,如寓言中毛驴追求胡萝卜的故事,就是要使它相信它的行为对自己有利,从而使它按照我们的意图来行动;教育引导的权力,如玩把戏的动物,赏与罚使它们养成了若干习性;军警直接压制的权力,法律惩罚的权力,政党组织的权力,传统的权力,宗教的权力,等等[注]见罗素:《权力论》,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6-37页。。不同人对权力的渴望程度有所不同。权力需求较高的人对影响和控制别人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喜欢对别人发号施令,注重争取地位和影响力。他们常常表现出喜欢争辩、健谈、直率和头脑冷静;善于提出问题和要求;喜欢教训别人、并乐于演讲。他们喜欢具有竞争性和能体现较高地位的场合或情境,他们也会追求出色的成绩,为了获得地位和权力或与自己已具有的权力和地位相称。

权力的追求与实现能够获得尊重、社会地位与社会声望,权力也是个人将自我思想意志转变成现实的魔杖,或者说个人的理想社会要转变为现实社会必须通过权力途径。因为社会是由人组成,自己的理想社会就是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塑造成为自己理想社会的模样。要实现这样的理想社会,需要通过权力,支配和管理人与人的关系来实现。权力可以成就功业、造就辉煌、实现理想,甚至可以使人不朽。

但权力是一柄双面刃,权力也可能使人自负、傲慢、昏聩、腐败。权力的特性就是其会无限扩张,直至一个有效力的规制边界为止。不加约束、没有制衡的权力,就容易走向腐败,绝对权力会产生绝对腐败。孟德斯鸠认为人都有滥用权力的人性的恶,这种人性之恶与无限扩张的权力,必定是一个腐败的权力,“自古以来的经验表明,所有拥有权力的人都倾向于滥用权力,而且不用到极限绝不罢休”[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85页。。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权威型的集权的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以官为本、权力本位,权力崇拜情结特别浓郁,权力无限扩张,恶性膨胀,一些人包括很多知识分子对权力的赤裸裸的追求,以及在追逐到权力后,对权力的赤裸裸的利用,并衍伸出权谋权术权势思想。法家理论集大成者韩非就融汇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思想于一体,主张君主要独断,善于用权术驾驭臣下,要将自己的意志、情感、心理深藏于内心,使臣下不可窥测,视之以神秘,以此形成一种威慑,即“大不可量,深不可测,同合刑名,审验法式,擅为者诛,国乃无贼”[注]梁启雄:《韩子浅解·主道》上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2页。。君主拥有了绝对权势,就能治理好国家。韩非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注]梁启雄:《韩子浅解·扬权》上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8页。。“要”就是枢纽、关键,即是国家最高权力。只要君主执掌了国家最高权力,“抱法处势”而治,则天下人不敢不归服效劳。以势压人,以力治人。这样一种对权力的崇拜,嵌入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深入到了中国人的潜意识的文化心理状态中。

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实行了计划经济,所有的社会资源,包括物质资源、精神资源、组织资源和制度资源很多都被政府权力所掌控,政府权力在全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无处不在。在政府万能,权力万能的社会里,政府权力可以最大限度地越位,可以经常调动全社会的资源。动辄“全党动员、全民动手”,“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这种体制机制,导致了大跃进、大炼钢铁、“文化大革命”等乌托邦式灾难的发生。在当下社会快速转型中,权力仍没有得到很有效的制约,遍地开花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违背了自然与社会规律,还发生了体制性、制度性的腐败,这正是权力的滥用的结果。深厚的权力文化传统,权力无限扩张、恶性膨胀的现实,使一些人对权力和金钱的追逐,成为人生最大的目的和兴奋点。公权滥用,权力寻租、买官卖官,资源配置不是通过市场无形之手,而是通过政府权力这只有形之手。最终的结果,几乎必然是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在这样一个以权力配置资源的格局中,还发展出一个以与权力亲疏程度为衡量标准的、条块分割严重的利益博弈格局。在这样的格局中,国家权力既是仲裁者,又是博弈的参与者。一些掌握公权力的人在利用经济发展的时候,肆意地攫取自己的利益,肆意地挥霍着国家的资源,使国家陷入一场深重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之中。

现代民主政治,遏制权力、制衡权力是基本理念,分权则是首要原则。这不但体现为普选制,立法、司法、行政权的分立,社会舆论体系的全面监督,而且体现为大量社会公权力向各非政府组织的分散。这一切是又以自由市场经济和清晰的产权制度为基础。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必须从遏制权力、制衡权力入手,建立有效的制衡、约束权力制度,这是我们民族面临的紧迫问题。什么时候,中国的政府权力受到了全面制衡,制衡成服务于公众,受制于公众的权力,不再经常大规模地越位错位;什么时候,中国人能完全抛弃对权力的迷信与依附心理,恢复真正的自信与自尊,我们的社会就真正由原来的权力为本的社会走向以人为本的社会。

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孟德斯鸠提出了“必须以权力制止权力”[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85页。的思想。英国思想家休谟则提出了“无赖原则”,他说,“我们的天性却很脆弱或邪恶,要人们始终忠实、无误的走在正义之路上是不可能的事”[注]休谟:《休谟政治论文选》,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3页。。“在设计任何政府体制和确定该体制中的若干制约、监控机构时,必须把每个成员都设想为无赖之徒,并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外,别无其他目标”[注]休谟:《休谟政治论文选》,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7页。。由于人性这种难以医治的弱点,所以必须用制度抑制人性的恶,遏制权力,保障正义。

在现代社会,除了以权力制约权力外,另一个途径就是用以法律为后盾的公民权利约束规制权力。权利是利益主体对他人、对社会的要求,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根源和回归,它在维护个体权利,限制国家权力和弥补国家权力功能不足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社会里,公民权利是构成社会关系的一个本位性要素,尤其是相对于政府权力,公民权利是首要的、本位的。国家由人民组成,人们之所以要建立政府,正是为了保障每个人的这样或者那样的权利。对公权力是法无授权即为其边界,而对公民而言,公民自由权利边界是“法无禁止即自由”。现代社会就是一个维护公民自由边界、限制约束公权力使用的社会。公权力边界确定,随意拆除公民房屋现象才能受到遏制。

亚里士多德指出,“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7页。。“人是政治的动物”,是说人是必须过城邦生活、过政治生活的,只有过政治生活的动物是人。城邦的政治生活是人性实现的前提,人按本性的要求必须结合成共同体,如城邦或国家,才能生存;也必须通过城邦或国家的生活,人性才能够实现。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是城邦或国家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只有在城邦或国家中“人”才能实现自己的公民属性。如现代社会中一个人呱呱落地,他就开始了他成为一个社会人的过程,他要去登记户籍,由此他获得了国民的身份,他就开始接受政府的管辖,享有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必须履行其作为一个公民的义务。同时,作为社会的一员,他也具有了享有社会公共资源的一份权利。人们之所以愿意结成城邦或国家,并不是因为城邦或国家本身,而是为了能够在城邦或国家中更好地过一种善的生活,由此便导出了公共政治生活的需求。

权利是所有社会成员都应该享有的作为社会成员的基本资格,是作为社会成员分享社会发展成果和拥有文明生活条件的权利。权利是作为人性的一项基本需求,这正像潘恩所说的,“天赋权利就是人在生存方面所具有的权利。其中包括所有智能上的权力,或是思想上的权利,还包括所有那些不妨碍别人的天赋权利而为个人自己谋求安乐的权利。公民权利就是人作为社会一分子所具有的权利”[注]潘恩:《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44、145页。。权利是城邦或国家公民的一个内在属性或基本需求,权利的需求也就成为公民行动的重要动机。每个社会都有对其社会成员基本权利资格的规定。如在中国先秦,孟子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注]杨伯峻:《孟子译注·梁惠王上》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页。。《礼记》也说,“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注]《十三经注疏·礼记·礼运》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14页。,这都是社会成员的一种基本社会权利。

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正是若干(许多)公民的组合”[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09页。。他对公民的定义是,“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13页。。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公民”首先是要有参与国家权力机构的权利,“那些人们如果一旦参加城邦政体,享有了政治权利,他们就的确是公民了”[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15页。。这里,“享有政治权利”就成为公民资格的必要条件。公民拥有国家中包括参与及管理权力在内的一切政治权力。公民是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执行者,是国家生活的参与者也是管理者,是国家权威的捍卫者也是城邦权威的体现。

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认为公民权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种权利复合体,是民事权、政治权、社会权三个组成要素的复合整体[注]马歇尔、吉登斯等:《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如果从人性需求的维度来看,公民权利包括生存与财富、承认与尊严、权力与权利、知识与思想。权利还可细分为增进能力的权利,如医疗卫生保健、养老金、住房、迁徙、晋升等;获得平等机会的权利,如受教育、娱乐、就业、公共产品与服务分享、资源分配;再分配和补偿的权利,如低收入者保障、工伤、失业、侵权补偿;社会参与权,如集体谈判权、共同决策权、资本监控权、平等的性别权、名誉权,以及安全感、快乐感、幸福感的获得与满足等。这些都意味着公民对某种标准之文明拥有一种绝对的权利,从享受经济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权利到分享整个社会遗产,并过上按主流标准制定的文明人的生活。

在现代社会,公民另一项重要权利就是自由与选择。包括表达权,即言论自由、思想信仰自由,还有要求正义的自由,隐私权、身体控制权以及为争取正义而拥有的反对权。这些都构成了对国家权力的一种约束。从1990年开始,联合国开始发布《人类发展报告》,认为人类发展的目标是扩大人的选择能力和自由权利,并最终让所有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它的“人类发展指数”包括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人均GDP三项具体指标,分别反映了人的长寿水平、受教育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代表了人类的三种能力:健康长寿的能力;获得文化、技术和分享社会文明的能力;摆脱贫困和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能力。自由与选择是人的一项自然权利,它具有不可侵犯性,就像罗尔斯所说,“正义否认为使一些人享受较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注]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就连非常强调国家利益、写过《君主论》的马基雅维利都说,“民之所欲不外乎两件事:一个是报复剥夺人民自由的那些人,另一个是恢复他们的自由,……向往自由的人民当中,有少数是为了掌权,可是其余不计其数的多数人却是为了生活有保障”。“自由带来繁荣,专制造成停滞。……城市如果没有自由就不可能拓展其领土或财富”[注]马基雅维利:《论李维罗马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4、65、185页。。没有自由与选择,就没有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文明的繁荣。公民的自由与选择权利是最基本的人性需求,是社会成员的资格,这一权利不能转让,也不能被随意剥夺。公民权利的实现揭示着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水平,为实现公民权利而展开的行动也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推进着社会发展。

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一大问题就是公民权利缺失与社会排斥。公民权利缺失导致许多社会冲突与矛盾,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没有得到有效保障,在执法办案、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保护、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劳资之间、官民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紧张与矛盾。目前,以发泄不满、怀疑一切政策举措、凡事皆不值得信任为主要特征的“无直接利益冲突”在不断增加。社会排斥造成部分社会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医疗权、社会保障权、就业权、公共权等相对贫困、缺失,长期不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进入主流社会,与主流社会处于断裂的状态。政策排斥是社会排斥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排斥会因为其表面的“合法性”而容易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应当”。公共政策的一些“排斥”,不仅有害于社会权力的公共性本质,还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发展风险。如从农村中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二元体制割裂依然享受不到与城镇人口同等的公民待遇,并不得不忍受一系列的歧视政策。当前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一个很重要任务就是落实公民权利,要让每一个公民有充分的自由和权利,去追求幸福的希望和实现这种希望的机会。政府不断向市场与社会放权,市场与社会能够承担的事情让市场及社会去做,充分激活市场与社会创造力。社会政策是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社会公平、增进社会团结、让人们生活更美好的制度安排。应该从社会政策制定和实施着手,让更多的人进入主流社会,保障全体公民能够过着有基本尊严的生活。

四、人的精神性:知识与思想

知识源于人的好奇天性与求知本性,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页。,“古今往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之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成说明。一个有所迷惑与惊异的人,每自愧愚蠢(凡爱好神话的人也是爱好智慧的人);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页。求知是人的精神性的一种欲求,人们追根问底、知其所然的好奇心,对眼前的一些现象,如日月星辰、雷电雨雹、四季轮替等,感到诧异,然后一点点地探求,提出关于宇宙起源和万物本源的哲学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出于本性的求知是为知而知、为智慧而求智慧,不服从任何物质利益和外在目的,求知不只是某个人的欲望,爱好知识、寻求真理乃是人所共有的本性。

人的这种好奇与求知天性与本能,从幼儿的表现中就可得到很好的发现。好奇是幼儿的天性,人们说幼儿是天生的科学家。幼儿从一出生就对周围世界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心理学研究表明,幼儿从2岁开始积极向周围世界学习,3岁时即能认知因果关系。儿童的好奇心很强,在一日生活中,幼儿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心和疑问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会不停地问“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为什么”等很多很多问题,充满了对世界的惊奇与疑惑。遇到奇妙的现象他们会百看不厌,百问不倦。儿童的这种追问、探索会表现得全力以赴,忘乎所以,总要寻根究底,弄个水落石出。心理学研究表明,提问题是思维活动的起点。一个求知欲强烈的人,总是用好奇的目光注视着周围世界的一切事物,从中捕捉自己需要的奇妙猎物、获取新的知识。达尔文小时候就对昆虫很好奇,有一次看见三只甲虫,他只有两只手(一只手捉一只),于是就用嘴含一只。对事物强烈的求知欲,对事物的好奇心和探索是获取知识、开启智慧之门的钥匙。正像柏拉图所说,“知识是每个人灵魂里都有的一种能力,而每个人用以学习的器官就像眼睛。整个身体不改变方向,(指在洞穴里面对着洞穴墙壁上的阴影)眼睛无法离开黑暗转向光明的。同样,作为整体的灵魂必须转离变化世界,直至它的‘眼睛’得以正面观看实在,观看所有实在中最明亮者,即我们所说的善者”[注]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77页。

知识源于人们的经验与思考。洛克认为,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觉经验,都是人的感官对外部世界的反映,观察和试验是获得知识最可靠的途径。同时,知识也是一系列符合逻辑的概念、公式、规律等,是理性沉思的结果。它是经过理性判断、推理、内省等理性认识而得来的,知识的主体与理性相关联。知识源于探究,探究源于个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经验,儿童一生下来就与环境互动,具有天生的好奇性与探究的人性需求,儿童有着强烈的求知的本能。教育正是充分满足人的这种好奇与探求本能的活动,它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满足儿童、满足人性探求心或者求知欲。教育不能偏离了人类的探求本能和求知欲,如果人类没有这种探求的本能,任何发展也无济于事。柏拉图曾将人的本性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用来学习的,其他两个部分是用来发怒与关于饮食和爱的欲望[注]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66、367页。。柏拉图用洞穴来隐喻没有受过教育的情形。他说,“让我们把受过教育的人与没受过教育的人的本质比作下述情形。让我们想象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它有一长通道通向外面,可让和洞穴一样宽的一路亮光照进来。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就像那些从小就住在这洞穴里,头颈和腿脚都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向前看着洞穴后壁的人,他们只能看到事物的假象,他们只能处于无知与缺乏理性的境地。而受过教育的人是那些上升到洞穴之外,看到了知识与理念的太阳。”“任何人凡能在私人生活或公共生活中行事合乎理性的,必定是看见了善的理念的”[注]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72-276页。。这些人正是灵魂上升到洞穴之外受过教育的人。

人的精神性的知识需求揭示了教育的根本目的,那就是满足人性的好奇、求知基本需求,这既是人性欲求,也是所有社会成员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现代各国宪法也都确定了教育是每个公民的一种权利。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世界全民教育宣言》和《满足基本学习需要的行动纲领》,提出“满足所有人基本的学习需要”以“实现一个更安全、更健康、更繁荣而且生态更加良好的世界,同时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倡导宽宏精神和目标上的合作”[注]顾明远主编:《世界教育大事典》,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35、1536页。。教育的普及化与大众化,促进社会政治的平等、民主与开放,是推进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教育的大众化可以为更多的人提供各种发展的机会,进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平等,推进整个社会的发展。教育不仅对所有儿童应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同时还需给所有社会成员提供终身教育的机会。求知是人性基本需求,这无论年龄、无论身份,因此,教育应该贯穿于人的整个一生,推及到所有社会成员。教育是以满足人性基本需求,促成人的生命成长与灵魂完善为目的。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更需要为满足人性这一基本需求而提供更适合的条件和基础。

人的精神性的知识需求表明人也在本能地追寻存在的意义、生活的意义。柏拉图提出了知识即美德的命题,知识是美、是善,求知是一种有灵性的生活。欧金尼奥·加林说,“崇尚知识生活的主张来自于柏拉图,……这就是要走一条生命阳光之路,通过解放和完善对本质的洗涤,使本质重新回到它的住处,回到它的自然的地方。”[注]欧金尼奥·加林:《中世纪与文艺复兴》,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1页。这种知识美的构造为人的发展确立了明确的指向,那就是自由、平等和人的全面发展。一个人的存在意义还在对象中。只有在对象中,才呈现出自我意识,呈现出生命的意义,个体生命意义存在于整体之中。当下中国由于人的需求的多方面发展受到物欲功利的种种限制,经济增长论中把经济增长当作发展的唯一指标,结果造成了物质财富的快速累积,精神家园却日渐荒芜,高尚灵魂却正失落。人们感到迷惘彷徨,并没有得到预期中的幸福感。柏拉图就是希望通过良好的教育来抑制人的不良本性,构筑一个以美善与正义为轴心的理想社会。

人最本质的存在就是思想。思想是人所特有的思考推理与心智活动,是有目的进行的意识行为,思想的本身就是意识运动形式的表达,它包括认识、判断、记忆、观念、意识、精神、价值观、灵魂等,思想在日常生活中也被称为想法、念头、考虑。思想是自我得以确立的一个重要基础,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本质。黑格尔说,“人性的根本性正在于追求和别人意见的一致,而且人性只存在于意识与意识所取得的共同性里。违反人性的东西或动物性,就在于只以情感为限,只能以情感来进行彼此的交往”[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4页。。人和动物之间最大的区别不是饮食男女而是我们的思考,我们的思想。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这条真理是十分确实、十分可靠的,怀疑派任何一条最狂妄的假定都不能使它发生动摇,所以我毫不犹豫地予以采纳,作为我所寻求的那种哲学的第一原理。我是什么,我是一个本体,他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注]帕斯卡尔:《思想录》,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4页。

人之所以是人,就是因为人有理性、能思考、有自由意志。思想包括了思想表达与思想自由。如果思想不能表达,其实也就是不能思想。如果一个人的思想表达权利被剥夺,他就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人。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思想。没有思想的所谓人,不过是像猪一样的活着而已,人的生命也将像动物一样,只在私欲的驱使下去钻营,生命世界只能处在原始的蒙昧混沌之中。这正像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有些人“显然是奴性的,他们宁愿过动物式的生活”[注]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页。,“如果一个人不去过他自身的生活,而是去过别的某种生活,就是很荒唐的事。合于努斯的生活对于人是最好、最愉悦的,因为努斯最属于人”[注]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08页。。努斯,即思想,沉思,思想是人最高等的实现活动,是人的尊严、高贵、神圣的本质呈现。按亚里士多德说法,也是人最好、最愉悦、最幸福的一种生活。

中国古人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言就是因思想而不朽,那些因思想而不朽的人,是因为他们懂得人性,知道思想形成人的伟大。帕斯卡尔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它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因此,我们要努力好好地思想;这就是道德的原则。人显然是为了思想而生的;这就是他全部的尊严和他全部的优异;并且他全部的义务就是要像他所应该的那样去思想”[注]帕斯卡尔:《思想录》,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57、158页。。思想对人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人类的历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思想的历史,精神的历史,所有人类的创新,甚至于物质上的合作其实都是从观念变来的。每一个时代,人类都曾在某种精神、思想召引下建立起自己的辉煌,每一种人类文明的辉煌都是一种人类精神的展现。这正像黑格尔所说,“每一世代对科学和对精神方面的创造所产生的成绩,都是全部过去的世代所积累起来的遗产,……接受这份遗产,同时就是掌握这份遗产。它就构成了每个下一代的灵魂”[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页。。思想推进着创新,推进着社会发展,生产力与技术的突破很大程度上是由思想的创新、思想的突破而产生。甚至从一般的技术来讲,其实就是由一个想法导致的。如果没有自由思想是不可能的。思想影响人的行动,正像凯恩斯说的那样,“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们的思想,不论他们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它们统治着。讲求实际的人自认为他们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可是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俘虏”[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6页。

思想是人性的基本需求,也是人的基本权利。每个人都有思想,都有表达思想的权利,这是人作为人的最重要的标志。在当今中国,思想的权利可能要比生命权、财产权更重要。任何机构和个人都不能禁止或压制人思想的权利。如果禁止或扼杀了思想,也就等于禁止或扼杀了进步与发展,人类的所有进步与发展都隐藏在新的思想当中。思想有正确与错误,也有真理与谬误,但这只能通过思想的讨论、辩驳与批判才能厘清。一个社会、民族,最重要、最大的财富是思想,是精神,迄今为止的人类发展经验表明,没有思想,没有思想的自由表达,一个民族也就没有思想的空间,没有精神的动力与活力,社会发展也就将停滞。一个没有思想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民族,一个没有思想的社会,是一个没有真正进步与发展的社会。苏格拉底说:“高贵的公民啊,你是雅典的公民,这里是最伟大的城邦,是以智慧和力量著称于世。如果你只关心获取大量钱财,只斤斤于名誉和尊荣,既不关心,也不想到智慧、真理和自己的灵魂,你不感到惭愧吗”[注]柏拉图:《柏拉图对话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1页。?对当代的中国,这句忠告仍没有失去价值。

五、几点结论

1.人性基本需求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人性基本需求是社会行动的引领,是人们为了维护其生存与发展的一种必然的社会行动,也是人类一切社会行动的源泉和动力。这些基本人性需求得到有效满足或节制,社会发展就能顺利与进步,如果这几项基本人性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满足或节制,社会发展就可能缓慢、停滞甚至倒退。

2.人性是一个常量,并不会因时间推移、财富增长、社会发展而使人性随之提升。历史告诉我们,恰恰有时倒是因为财富快速增长、社会快速转型,而使得人性呈现了更多的丑陋与堕落,人性恶有了更多膨胀。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一方面尘世财富、享受欲望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赤裸裸剥削、掠夺日益剧烈,贪婪无耻,狡黠自私,“窃钩者诛,窃国者候”,“无耻者富,多信者显”。中国当代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财富也得到迅速增加,但道德失范,信仰缺失,人性丑陋尽现。人类历史同时揭示,那些试图改造人性的工程往往是乌托邦式的工程,最终也是戕害人性、践踏人性的工程。欧洲中世纪对人性的禁锢,中国宋代存天理、灭人欲以及当代狠斗私字一闪念,最后都造成人性虚伪、堕落、社会停滞。在中外历史上,曾有很多思想家执着对往昔社会的回眸,坚定相信人类历史上曾有过一个美好时代,在中国被称为尧舜时代,在欧洲则被称为“黄金时代”。在那时,人性纯净,就像孔子说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注]杨伯峻:《论语译注·宪问》,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4页。。这些思想家对已逝去时代的怀旧、寻根,并企望复归,实际上是要打破物欲的桎梏,执著地恢复人性的常态,执著地在灵肉相争中坚持升华。他们知道人性在哪里闪光,在哪里失明,人性在哪里升华,在哪里堕落。他们都一致相信,除非自己的生活有一种可靠的意义支点和价值尺度,否则,便是不堪一活。就像康德所说,“即使有那种堕落,我们应当成为更善的人,这一命令,仍毫不减弱地回荡在我们的灵魂中”[注]康德:《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2、43页。

3.人类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性基本需求与满足,这对矛盾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性需求是人性的本能和欲求,包括生存与财富、承认与尊严、权力与权利、知识与思想,人为了满足自己人性需求才参与和构成社会,社会的形成也就是满足人性基本需求。人性基本需求与满足的矛盾,贯穿人类社会始终,这一矛盾通过社会主体行动解决,各类社会主体的所有社会活动包括社会运动、社会制度都是在为解决这个矛盾而展开。社会发展的责任和任务就是要解决这一矛盾,凡不能满足人性基本需求的社会,都是没有很好履行其责任的社会,是不尽合理、需要改造的社会。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强调社会发展要从现实的人出发,研究人的现实需求、现实活动。马克思将人的本质看成是占有丰富社会关系、需求结构完善的现实的人,把“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看作是人的解放,是人的最高价值追求。这正是针对满足人性基本需求而提出的社会发展任务与目标,揭示了社会发展理论的人性追求与人文价值。人性欲求无尽,因此,人性基本需求与满足就成了一对永恒矛盾,矛盾就是运动,就是动力,人需求什么,才会生产什么、创造什么,人性需求与需求满足就成了社会发展基本动力。个人对自身利益和幸福的追求,是导致社会发展与繁荣的真实原因。正像黑格尔所说:“我们对历史最初的一瞥,便使我们深信人类的行动都发生于他们的需求、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兴趣、他们的个性和才能。当然,这类的需求、热情和兴趣,便是一切行动的唯一的源泉──在这种活动的场面上主要有力的因素”[注]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版,第20页。。正是在人性基本需求驱动下,人们才在历史上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恢弘瑰丽的历史话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性基本需求是激发人们进行历史活动的直接动机,是形成人的历史行为的具体动因。人类发展史,也就是一部人性需求不断满足和发展的历史。

4.人性基本需求满足与否是衡量社会发展状态、社会制度好坏的重要标尺。社会发展一个基本价值判断就是能否不断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个人生存、幸福和发展的需求。理想社会状态就是通过每个个人努力,就能最大限度满足其生存、幸福和发展的需求。这种人性基本需求满足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衡量标准。在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中,只要符合这一标准,就是正向发展,反之,就是负向发展。社会应对每一个人负责,尽可能地满足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性基本需求,社会制度安排与发展也应有利于保障人的基本生存需求,有利于人们通过各种劳动与创造来追求财富、积累财富,有利于个体与群体的协调共生与人的尊严,有利于公民权利保障,有利于人的求知欲望满足与思想权利的保护。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阶段内,这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发展是否良性健康正义的根本标准。

基于人性基本需求这一深刻根源,制度设置也一定要符合人性,一切制度服务于人性,这是制度存在的依据。在所有的制度运行中,人始终是主体。制度违背人性,就很难推行。只有符合人性的制度,才能使制度得以很好实施。中国改革开放后实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比较符合人性维护生存、追求财富的需求,它在技术没有任何改进情况下,大大释放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这说明符合人性的制度是一个良好的制度。违反人性、打压人性的制度会产生恶,彰显人性的制度则会带来善,闪耀着人性光芒的制度是人类通向真正自由之路的航标,它在黑暗中挣扎,并最终走向光明。人性的恶与丑陋也必须以符合人性的社会制度加以遏制。人类追求财富、权力、荣誉、声望、幸福是一种自然欲望的发泄,欲望本身不是恶,是一种正常的人皆有之本性,但无节制扩张欲望的行为才是恶。每个人的欲望都是无穷,贪得无厌是人的本性,人们需求的无限性和社会所能提供需求满足能力的有限性,就会造成争夺。人性欲望与追求无限扩张和剧烈膨胀,往往具有巨大的破坏力,会引起社会无序和震荡。人什么时候是天使,什么时候是野兽,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人类发展史证明,社会制度虽然不能改变人性,但可以影响、抑制或左右人性中善恶的释放。因此,社会的责任就是制定符合人性的制度遏制人性中的恶,增进社会正义,满足人性基本需求,实现社会公平,推动社会发展。这是社会的责任,也是社会制度设立的根本依据。□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19)04-0046-015

收稿日期:2018-09-12

作者简介:杨建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智库首席专家、浙江省社会学会会长。

(责任编辑:林赛燕)